1949年11月27日凌晨，歌乐山金刚坡的薄雾被枪声撕开，渣滓洞女牢里，三十六岁的杨汉秀最后一次整理发髻，她叮嘱身边的盛国玉：“别怕，子弹不疼。”话音刚落，铁门被重重推开。
几个月前的1948年盛夏，另一道铁门把她们锁进重庆卫戍司令部看守所。阴湿的狭廊里弥漫酸臭，囚犯正为晚饭的糠团子犯愁，一个穿绸旗袍的女人却递上银圆，让狱警去买酒菜。那一刻，牢房里所有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
议论声嗡嗡作响：“她是谁，特务？”她轻摇绢扇，语气半真半戏：“别猜了，尽管吃，长寿路、临江路、打铜街，铺子都是我家的。”一句话把压抑的空气点燃，饥饿的囚犯端起碗就大快朵颐。
盛国玉悄声探来历，那人淡淡答道：“杨森是我大伯，父亲叫杨懋修。”阔太太的外壳瞬间碎裂，露出地下党员的锋利棱角。原来，她不是靠裙带保命，而是把家底当作革命工具。
时钟再拨回十年前，端庄的杨府小姐正伏案读《新青年》。女红琴棋在她眼里索然无味，校外的演讲却让她热血翻涌——“要救中国，靠的是工农”。那句话像铁钉钉进心房，没有谁能拔出。
1926年9月5日，万县江面炮火连天，英舰猛烈轰城。她奔上岸堤，只见难民拖家带口，尸体随水漂流。那一夜，她失眠到黎明，暗暗发誓：不再做闺阁里的金丝雀。
数年后，朱德赴成都劝说杨森停止内战、集中抗日。杨汉秀隔窗偷听，老将军掷地有声，“救国先救民”。席散之际，她已暗定去向。父亲直到翌日才发现女儿留下一封字迹遒劲的诀别信。
1939年伊始，她在地下交通员朱挹清带领下，从重庆绕道西安去往延安。沿途堵截频仍，粮草短缺，她把仅有的碎饼让给伤号；滴水成冰的清晨，她兜起冰水洗脸，指尖裂口渗血，却没一句呻吟。
西安郊外，朱德再度出现。老人打量她补丁累累的布鞋，爽朗一笑：“姑娘，你比你父亲更像军人。”短短一句，胜过长篇党课，她当晚提交入党申请。
此后，她被派回川渝从事统战和兵运。1946年春，抗战胜而内战起，她拿着父亲给的数十万现洋，大手笔变卖铺面田土，换成药品、电台、军靴，一车车送往前线。“有钱就得砸在刀口上。”这话她常挂嘴边。
更大胆的，还在后院训练三百青壮。外界只当她养护院护卫，真相是地下民兵。遗憾的是，一次仓促起义暴露身份，她被捕押到卫戍司令部。审讯室的灯烤得人发晕，金条、威逼、亲情轮番上阵，她只是悠悠端茶：“要情报？上前线问我同志去。”探员脸色铁青。
1949年初，解放军逼近川东，渣滓洞加紧“奥运整理”。临押解前夜，她又掏出十几枚光洋叫来八大碗，“各位，路远，吃饱好上路。”狱友们含泪咽饭，谁也没多话。
到了渣滓洞，她拉起《国际歌》，朗诵《共产党宣言》，不知疲倦为新到的难友“补课”。家属曾抱来幼子，想用亲情劝降。她摸着孩子的脸低声说：“长大听党的话，这就是娘留给你的全部。”
金刚坡的枪声平息，山谷只剩回音。1975年7月，工地铁锹下挖出一束发簪和碎银扣，经鉴定确认正是失踪已久的杨汉秀。1980年11月25日，遗骨移葬烈士陵园，盛国玉献上野菊，轻声对碑刻说：“今天的江山，有你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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