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北监狱的铁门后面,有个白发老头,总把腰板挺得直直的,他叫吴石,国民党判他重罪,我叫刘建修,因为邮电案被判了十五年,牢里没人不觉得这老头怪,糙米里混着沙子的饭,他一口不剩全吃光,挨完打浑身是血,还冲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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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半夜,我摸黑递给他半块馒头,他盯着铁窗,愣了好一阵,突然说,对不住家人,我问他后不后悔,他停了停,说,后悔啥,就是怕老婆孩子受苦,后来才知道,他每天被电刑,指甲被拔,手指被撬,腿让砖头夹得肿起来,眼睛也打坏了,可他一声没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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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刑前三天,狱卒难得端来白米饭和红烧肉,老头把肉切一半推给我,说他吃不下,那顿饭他嚼了半小时,像在数米粒,吃完轻声说,该走了,我盯着他走出牢门的背影,才明白这老头早把生死看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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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了,我总梦见他分肉时的手,那手打过仗,写过军令,最后却只能抖着推一块肉,现在年轻人大概不信,真有这样的人,被打成残废也不吭一声,临死前想的还是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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