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个平常的会议厅里，王选听着浙江义乌村民讲他们的事，手心慢慢湿了，她刚过四十，和日本丈夫开着一家书店，日子过得安静，可那些发黄的签名和照片，让她想起祖辈提过的老家崇山村，那里曾经整片田野都被鼠疫染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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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料到，这个决定会把她拖进二十年的漩涡里，收集证据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七三一部队的档案让美军给烧了，幸存者一个接一个走了，连原告团里那位老人临死前还攥着她的手，说别忘了我们，东京法庭一审承认了日军的罪行，可就是不赔钱，有人劝她别跟日本较劲，连她丈夫也怕书店的生意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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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总说时间不够用但得用，她把攒下的钱全拿来交诉讼费，坐绿皮火车跑遍中国的小县城，找当年受害者的衣服和日记，有一次在湖南找到一本发黄的账本，上面写着光绪三十四年染坊王记染坏布匹三丈，夹页里藏着半片枯烂的肺叶，是当年活体实验留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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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七十三岁的她不再到处跑，手机里存着三千多张老照片，最近常去大学讲课，有学生问她坚持值得吗，她翻出照片里年轻时的自己，扎着马尾站在东京法庭外，身后樱花飘着，她指着人群里一个白发老人说，他们多数已经不在了，要是我们不争，连名字都会被风刮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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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里没提她的名字，可法庭记录里写着，她让日本政府第一次承认了细菌战的事，那些被关在铁笼里、被注射细菌、被抽干血的人，终于不再是没人理会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