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泷井一博
1967年生于日本福冈县，1998年完成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历任京都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助手，神户商科大学助教授，兵库县立大学经营专业助教授、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现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国家制度史、比较法学史。
“国土开放”的积极评价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这一年，藩阀政府失陷，在政党内阁诞生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明治宪政史上的一大转机。伊藤也强烈地意识到这个划时代性。其实，他面对转换期的危机意识不仅仅是面向国内的。
另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这个时候也迎来了巨大的转折。1899年7月，对以前在陆光奥宗外相任期内妥协的不平等条约进行了修改，实现了废除日本治外法权及恢复一部分关税自主权。随之，到那时为止的居留地制度也废除了，日本国内变成向外国人完全开放。这就是所谓内地杂居的开始，于是幕末以来的开国进程名副其实地实现了。
《伊藤博文》
[日] 泷井一博 著
张晓明 魏敏 周娜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年3月
伊藤重视的是这一点。在游说中，他再次宣讲修改条约实施后国民的思想准备。伊藤说，由于这次修改条约日本将“遭遇开辟以来未曾遇到的形势”，即神武天皇即位以来首次“放开与外国的交际与全世界的人交往”。伊藤认为修改条约是，原本从世界的动态中孤立出来的岛国日本亲身加入这个动态中的历史性壮举。
这件事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开放国家的日本真正地加入世界市场，将深入地展开人、物、钱以及“知识”的交流。这将引发西洋各国对日本经济的侵略，当时出现了对新条约的激烈抗拒。对此，伊藤则表明期待通过国土的开放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
“欧美诸国不仅是资本富饶之国，且富于知识，富于经验，来日本与日本人协同创立事业抑或他们独立创立事业，若其独立创立事业，见他们所作所为，我国人必与之竞争，而其竞争之结果，推进日本工商业之进步，又目睹其经验，由此大有裨益。”
幕末以来的西洋通伊藤大概对所谓文明很信赖，对维新以后日本的国力很自信吧。故而，他强调进一步开国所带来的外国先进技术和知识的流入将促进日本经济发展这个积极的侧面。
伊藤忧虑的倒是以下的事情。完成开国是说日本将比以往更加暴露于世界的眼中，日本即将不得不“以大国的胸襟”与世界相向。反过来说，作为新加入的文明国，日本也会常常被衡量其水平。如上所述，受到内地杂居及随之而来的外国人在日本国内经济活动自由化的影响，担心日本的不动产和资本被掠夺的呼声高涨，还屡次发生排外的言行。伊藤巡游的另一个目的，即稳定这种内地杂居的社会不安。与此相关，下面介绍他关于爱国心的思考。
何谓“文明国”
这个时期，由于排外热潮高涨，据说“爱国心”成了流行语。对于这个潮流，伊藤警告说：“特别强调爱国心爱国心，忘记外部的工作，搞爱国心的振奋等等，真的是学者的偏见。”他认为，煽动爱国心的是忘却“事实”而热衷于虚学的“学者”型政论家的行径。然而，“所谓真正的爱国心呀勇气呀，并非那种耸起肩膀怒目而视之物”。真正的爱国心是使国家富饶的实用性的意义。
“若不赖于富，人民之文化无法进步。爱国心的发达亦出于是。虽云护国，于护赤土之所无任何作用。”
伊藤不是观念上的国家主义，而是希望致力于扎根在实际生活的经济活动。那时，伊藤的头脑中是日本必须是文明国家的意识。例如，他说道：
“于实行修改条约之上，未能顺利推行之，即足以证明日本之文明于所谓社会的观念上是否进步。若此停滞，进展不顺，则日本必须再次面临从文明之伍脱离的危险。”
如此，伊藤不停地追求的首先是成为与国际社会为伍的文明国。与此相契合的政治体制和国民的意识改革才是伊藤首要谋求的。那么，此时所谓文明国被看作怎样的东西呢？我们请伊藤自己说说：
“文明的政治即人民的智能发达，且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人民当获得应享有的权利，由此将其统合的则必当为文明的国家。”
由知识水准很高且权利获保障的人民构成的国家，这叫作文明国。伊藤说，作为文明国的必要条件，尤为重要的是有知识开化的国民。国民智力、学力的提高才是国力的基础，这让人想起在宪法颁布后不久他在皇族和华族面前进行的演讲。政治必须是以国民为中心的，这是伊藤不变的政治观。
议会制度——“文明国”的实现
另一方面，正如上述引用中判断的那样，国家必须统合这样的国民，规定秩序。然而，这不同于过去统治愚昧的民众。所谓文明国的政治，因让国民表明意见而成立，而非“昔时向人民隐瞒”的情形。这也是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伊藤暗中对皇族等国家的上层阶级主张的，如今他将这些公开地发表如下。
的确，给予受教育开蒙的文明之民以表达的自由，这从支配的观点来看是不妥的。因为这意味着给予他们批评本国政府的自由。这种情况下，并非政府盛气凌人地处置就能解决事情。若要保持秩序，需要权力一方也有秩序。为此，该如何做才好呢？这要求国民“以一定的宪法或法律彰显大法，据此在其范围内活动”。如此，要求文明国必然是法治国家。
“凡治国须有一定的组织方法，所谓文明之政治，人民各得其当获得之权利，又当尽其应尽之义务，进而以法律治之。称之为法治国。若非此法治国之支配，绝不可言文明之政治。”
国民的权利由法律保障，同时确定其范围的国家，统治也基于法律进行的法治主义国家，这是文明国的另一个必要条件。这里表现的是保障国民一定的自由的政治活动，以此使现有统治权力合法化，换言之，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不过是藩阀政府对国民驯化和统合的逻辑。
然而，伊藤进一步做出如下的论述，倡导以有文化的国民为基础的政治。引用很长，我想仔细品味他的话。
“教育的力量很了不起，﹝中略﹞可以解释为依靠教育的力量则天下的事物没有通晓不了的，通晓天下之事物便清楚政治之得失。又教授之乃教育之目的。知之必唱之于口，此乃自然之结果。然有异于专制的政治，与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手段方法截然不同，使知之、使言之乃必自存秩序。然云依如何方法定秩序，观恰好如欧罗巴诸国及亚米利亚文明的先进国家之历史并其形势，彼开所谓议会议国政之得失。所谓是非得失之论，乃无缓慢附之归结之所，虽众说纷纭，喧嚣论争，亦需一定之所。即国民之意思，国民之观念，依所谓议会这一机关发表之，此乃宪法政治的一个要素，故而宪法政治作为文明的政治一词的代表很恰当。”
“所谓文明的政治，被认为是以国民为主体的政治。并且它是以议会制度为前提的。即规定在议会这个场所，将国民的政治的想法编纂为公论，将其反映在国政上，这是文明的政治的手续。这种议会中心的政治正是“宪法政治的一个要素”，因此，“宪法政治是所谓文明的政治的代表”。文明国、议会制、宪法——伊藤将它们理解为三位一体之关系，其中，作为起点的是宪法。
至颁布宪法的政治，日本国民始获正确之国民地位。即近代所称文明的政治。所谓文明的政治若无文明之民则不得产生，乃获得文明之民地位之故。”
因颁布宪法，日本人才获得了作为文明之民参加政治的资格。这种作为文明之民的国民以议会为根基，能够有秩序地参与政治之时，实现了文明国，也即将实现下面的固定化。所谓文明国，应该由软件上的国民政治和硬件上的立宪制度两者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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