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举人，本来前途光明，却在1904年被当众凌迟，那张留影中，他面向人群，眼神满是恐惧——他究竟做了什么，竟招来如此下场？
1899年夏天，一名妇人站在王维勤家门前，脚步踌躇。她是来为被拘押的公公李际昌求情的，可没想到，恳求变成了噩梦。王维勤嘴上调戏，一边动手揩油，妇人绝望到了极点，拿起剪刀，一刀自刎。就在这一刻，李家与王家的仇怨，种下了血的种子。
王维勤，1894年中举人，兼候补知县，家族人丁兴旺：兄长任青苗会会首，弟弟是捕役，长子在京城当司事，权力与银钱齐飞。可他要的更多。1899年暴雨倾盆，李家猪圈被毁，猪群践踏庄稼。王维勤见机行事：他仗着兄长的“青苗会”名义，把李家的猪捞去观音庙分赐吃食，然后勒令李际昌缴罚款，不从就“送官严办”。村里人纷纷点头，唯独李家拒绝。
于是王维勤让人写呈文，盖上他的名章，递给抚宁知县。知县派捕役来抓李际昌，打得皮开肉绽。公公被关，婆婆、叔伯探望无果，丈夫和小叔子躲得远远。只剩马氏——李家的儿媳——独自一人去王家求情，结果如同飞蛾扑火。她再也没能回来。
李家忍无可忍，上告抚宁县衙。衙门不得已只得放人，却在卷宗里写道“死者自缢”。李家不信，继续告状。王维勤忙和解，愿出1700吊钱治丧。对方提出立节烈碑、披麻戴孝，他只答应立碑，却只立了一块无字碑，连披麻都不肯。他还多出700吊钱拒绝了“儿子的”身分义务。
1900年二月，出殡那天，万众侧目下的无字碑，成了李家耻辱。双方咬得更紧。王维勤污蔑李际昌是“青苗会匪”，又说是“票匪”，名正言顺地开展“剿匪”，召兄长与三个儿子率二十余人马，将李家几乎满门抓光。李际昌妻子被绳勒死，四个孙儿和李际昌的侄孙在洋河边被枪杀，最大的十四岁，最小不过五。剩下的小李马氏，因有人建议留下“卖一妻”逃过一劫。
李家财产被一扫而空。王维勤将一切赃款分给替他办事的人，一来笼络，二来封口。可他没料到，小李马氏并未屈服。她表面下跪痛哭，暗地里布下韬略。她先把小姑子许给讼师董树森，用以联手，再借助族侄李功的关系，一层层往上告：县衙不行，就到市；市不行，告省；始终有人掣肘，就再向京师伸冤。
王维勤惶恐，先是伪造“李家票匪”证据，又贿赂官员和讼师，甚至反诬董树森、李功为“讼棍”。李功吓退，董树森被关，李马氏陷入危局。王维勤甚至想派外县民众暗杀她，可都被挡下。两年多的状告，她一步步脱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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