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夫扛着枪在川北山里转了三年,始终没进许世友的34团,1933年那晚下雪,他蹲在火堆边听文书念调令,心里琢磨着,自己明明是许军长点名要的人,咋就非得待在机关里写材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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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徐啊,你这文化水平在部队里真不多见,红九军政委拍着他肩膀说这话时,徐国夫正盯着行军灶里窜出的火苗,他能想到许世友带兵冲锋时扬起的黄土,也能想到机关档案室里那些翻不动的油印文件,两个世界,差得远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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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是1935年夏天开会那会儿,许世友军长从徐国夫身边走过,徐国夫突然开口说,首长您以前说要帮我调到前线,现在还搁这儿说梦话呢,满屋子的人都愣住了,许世友只低头拍了拍军装上的灰,转身就走,当晚徐国夫在日记里写了两行字,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知道自个儿闯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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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三六年骑兵师成立,徐国夫才在半夜收到调令,曾主任送他时说,许师长送了两坛包谷酒来,他这才明白,那些被压下的申请,是军长和政部主任在较劲,报道那天他看见许世友站在马前,下意识就立正,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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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敢跟我闹脾气,许世友笑着把一壶酒塞进他手里,骑兵师缺个连指导员,你要是压不住那帮兵,就回机关写检讨,马蹄踩在冻土上,徐国夫听见自己骨头缝里咯咯响,那笑声不是埋怨,也不是高兴,就是憋了两年的劲儿,全抽在马鞭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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