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反科学”的伪思辨——驳斥《警惕科学》的认知谬误

在科学技术深刻重塑人类文明的今天，研究哲学的反转人士田松教授在《警惕科学》中提出的“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我们要剥夺科学家的话语权”等观点，看似是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实则陷入了对科学本质的误读、对技术风险的偏执放大，甚至走向了反智主义的危险边缘。这种将科学视为“洪水猛兽”、将科学家群体污名化的论调，既无视科学为人类带来的福祉，也混淆了技术应用与科学本身的边界，亟需以理性视角澄清谬误、正本清源。

一、“警惕科学”的本质：混淆“科学本身”与“技术应用”的逻辑错位

田松的核心论点建立在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之上——将科学技术的“负面应用”等同于科学本身的“内在缺陷”，进而得出“科学可能带来的麻烦远大于便利”的极端结论。这种认知完全割裂了科学作为“认知工具”与技术作为“实践手段”的本质区别。

科学的核心是一套以实证为基础、以逻辑为框架的认知体系，是人类探索自然、解释世界的可靠方法。从牛顿力学揭示天体运行规律，到量子力学打开微观世界的大门；从基因编辑技术破解生命密码，到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革命，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在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为解决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难题提供钥匙。而田松所批判的“工业文明的弊端”“资本裹挟的技术滥用”，本质上是人类在应用科学成果时的价值选择问题，而非科学本身的过错。

以田松反复质疑的“喝牛奶”为例，他将现代乳业的工业流程等同于科学的“原罪”，却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其一，牛乳及其制品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食用传统，《齐民要术》早有记载，并非“科学强加给人类的习惯”；其二，现代乳业的标准化生产虽存在技术伦理争议，但正是科学技术解决了传统养殖中的卫生隐患、产量不足等问题，让乳制品成为普惠大众的营养来源。乳糖不耐受的解决方案、抗生素残留的检测技术、绿色养殖模式的创新，这些都是科学自我纠错、优化应用的明证——科学从未回避问题，而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路径。

将科学比作“双刃剑”本无不可，但田松刻意曲解了这一比喻的内涵：双刃剑的风险不在于“剑本身”，而在于持剑者的使用方式。核能既可以制造核武器，也能建成清洁高效的核电站；人工智能既可能带来就业结构调整，也能攻克医学难题、缓解资源短缺。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技术应用中的贪婪与短视，是缺乏约束的资本逐利，而非提供这些技术可能性的科学本身。将技术滥用的罪责归咎于科学，如同将刀伤人的过错归咎于冶金学，显然是本末倒置。

二、“剥夺科学家话语权”：反智主义的危险主张

田松提出“剥夺科学家的话语权”，本质上是对专业精神的否定，对现代社会治理逻辑的无视。科学研究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某一领域的前沿知识往往超出普通公众的认知范畴，科学家作为长期深耕的专业群体，其话语权并非“特权”，而是基于专业素养的合理表达权。

在公共决策中，科学家的话语权是规避风险、提高决策科学性的关键。面对新冠疫情，正是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的专业建议支撑起全球抗疫的基本框架；应对气候变化，气候科学家的研究数据为国际减排协议提供了核心依据；就连田松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从农药残留标准到添加剂使用规范，无一不是建立在食品科学家的实证研究之上。如果剥夺科学家的话语权，让公共决策脱离专业知识的支撑，最终只会陷入“拍脑袋决策”的混乱，让公众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中。

田松将科学家描述为“资本的帮凶”，这种以偏概全的抹黑完全无视了科学家群体的职业操守与社会担当。全球38位顶尖科学家联名呼吁暂停“镜像生命”研究，正是因为他们敏锐意识到潜在风险，主动为人类安全筑牢防线；从袁隆平院士培育杂交水稻解决粮食危机，到屠呦呦提取青蒿素拯救数百万疟疾患者，绝大多数科学家的研究初衷都是为了增进人类福祉。科学界内部的同行评议机制、学术不端惩戒制度，也在不断净化研究环境，确保科学研究的公正性。将个别科研不端行为扩大为对整个群体的否定，如同因少数司机违章就主张“剥夺所有司机的驾驶权”，显然是极端且不理性的。

更值得警惕的是，“剥夺科学家话语权”的主张背后，隐藏着反智主义的危险倾向。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是提高治理效率、降低决策风险的基础。医生的话语权保障了医疗诊断的准确，工程师的话语权保障了建筑安全，科学家的话语权则保障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正确。否定专业话语权，本质上是推崇“外行指导内行”的混乱逻辑，最终只会让社会发展偏离理性轨道，重蹈愚昧落后的覆辙。

三、科学的自我纠错：比“警惕”更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

田松认为科学的负面效应是“必然的、长期的、全局性的”，却忽略了科学最核心的特质——自我纠错能力。科学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演进的体系，通过实证检验、同行评议、公众监督等多重机制，持续修正偏差、规避风险。

这种自我纠错能力，正是科学区别于迷信、玄学的关键。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被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牛顿力学在微观领域被量子力学补充，燃素说被氧化理论取代——科学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原有认知的修正与完善。面对技术应用的风险，科学同样在发挥着“风险预警器”的作用：当塑料袋造成白色污染时，科学家研发出可降解材料；当化石能源引发气候危机时，可再生能源技术迅速发展；当抗生素滥用导致耐药性问题时，新型抗菌药物和精准医疗技术应运而生。

田松将工业文明的弊端归咎于科学，却看不到科学正是解决这些弊端的核心力量。他担忧现代乳业中的激素、抗生素问题，却忽视了正是科学检测技术让这些风险可量化、可控制，正是生命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绿色养殖、有机农业的进步。科学从不否认自身可能带来的风险，但它提供了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化解风险的最有效工具。相比之下，田松式的“警惕”，只停留在对风险的放大与批判，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无助于问题解决的虚无主义。

四、结语：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反科学的伪思辨

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驱动力，它既不是完美无缺的“神坛偶像”，也不是洪水猛兽般的“文明威胁”。它是人类在探索世界过程中积累的最可靠的知识体系，是解决生存与发展难题的最有力工具。田松的《警惕科学》之所以存在根本性谬误，在于它用片面的案例替代全面的事实，用极端的风险否定整体的价值，用哲学思辨的玄虚取代实证逻辑的严谨。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我们并非不需要对科学技术保持审慎态度——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审慎”而非“盲目的警惕”。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资本对技术的无序滥用，是权力对科学的不当干预，是利益集团对科研成果的歪曲解读，更是田松这样将“警惕科学”异化为“反对科学”的伪思辨。

科学家的话语权需要尊重，但这种尊重并非绝对服从——科学的进步恰恰需要不同观点的碰撞、公众的监督与社会的参与。我们要构建的，是“科学家专业建议+公众民主参与+政府监管问责”的多元治理体系，而非简单粗暴地“剥夺科学家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让科学技术始终沿着增进人类福祉、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真正实现科技与人文的和谐共生。

放弃对科学的信仰，本质上是放弃了人类自我完善的可能；剥夺科学家的话语权，最终只会让社会陷入愚昧与混乱。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坚定对科学的信念，以理性驱散迷雾，以包容化解分歧，让科学真正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前行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