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污名共处及同症状对话的数千个日夜 || 渡过|抑郁症|污名|症状|躁狂

文 / 啊呜

“新标签”

医生开出诊断书的那天，阳光很好。后妈捏着那张纸，指尖发白，反复喃喃：“是不是搞错了？她上学期还是三好学生。”父亲则沉默地一根接一根抽烟，最终掐灭烟头：“小点声，被人听到影响不好，这件事就我们知道就行。”

是的，我从“优秀学生”变成了“影响不好”的存在。双相情感障碍——这个词成为我新的“身份证”。

返校后，班主任特意调了座位：“你坐最后一排吧，免得上课状态影响别人。”曾经找我讨论习题的同学现在绕道走，仿佛我得了某种传染病。最刺痛的还是闺蜜的小心翼翼：“你最近那个……还好吗？”她不敢说“病”字，仿佛这个词是地雷。

亲戚聚会更加难受。“她就是太脆弱想太多了”“现在孩子怎么都这么矫情”的议论飘进耳朵，伴随着“多运动多晒太阳就好了”的热情建议。更加哭笑不得的是一位长辈偷偷塞给我一包福袋：“是撞邪了吧，随身戴上就好。”

更可怕的是内化的污名。

我自己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太脆弱太矫情？是不是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太弱？甚至觉得是不是装的？于是开始配合那些偏见，在抑郁发作时强迫自己“振作”，在躁狂期拼命压抑，结果火山终是爆发。

直到某天深夜，我在床上蜷缩着发抖，心跳快得要挣脱胸腔，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窒息感油然而生。那一刻突然清醒：我一直活在自证预言里：“我没病”，而不是学会“如何接纳自己和‘病症”融合。

反击宣言

反击从给自己写“免责声明”开始：

“情绪发作不是道德缺陷” ，“需要休息不是意志薄弱” ，“药物治疗不是人格失败”。

我把科学解释收藏成小文件：当有人说出“想开点就好”，我就耐心转发一张关于神经递质的科普；当老师暗示我“不够努力”，我交出一份关于双相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受影响的研究报告。

今年春节去拜年，当妈再次提起“她就是太闲了。”，我平静地放下筷子：“您感冒发烧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太闲吗？我只是心里的小孩也发烧了而已，需要吃药打针。”全场鸦雀无声，从此这样的评论少了大半。

一般的沟通也是需要的。症状有自己的语言，我需要在必要时翻译给他人，这有助于他人理解我：

“我需要独处”=“我的情绪免疫系统正在超负荷工作” 。

“我睡不着”=“我的神经元正在无序放电” 。

“我吃不下”=“我的自主神经系统正在罢工”。

与双相共存

在与双相共处的1800多天，我学会了识别情绪风暴的前兆。

抑郁期来临前，世界会先失去味道——食物变成纸屑，花香闻起来像灰尘。这时该取消所有社交计划，把抗抑郁药放在触手可及处。躁狂期的信号是色彩的锐化。树叶绿得刺眼，阳光金得眩目，思维快得像闪电。这时必须收起银行卡，把钱财交给信得过的朋友保管——有次躁狂发作，我差点订下去法国的机票。

也摸索出一套生存法则：在情绪相对平稳期储备物资：冻好分装的食物，写鼓励便签，收藏舒缓音乐；建立“危机分级响应”：一级（情绪波动大）喝甜饮做“二四六”呼吸练习；二级（无法正常生活）取消日程服药休息；三级（自伤念头严重）立即联系医生；制作“情绪天气预报”：每天早晚评估情绪等级，提前防范。

最艰难的是与“幻”共处。

那个声音总在深夜出现，有时嘲笑“没人真的爱你”，有时怂恿“结束一切多轻松”。心理医生教我与它谈判：“谢谢分享，但这不是我要的选择”——就像对待一个讨厌的电台，不关机，但调低音量。

有次发作时幻听说：“你消失一天也不会有人在意。”我做了个实验：和世界失联了一天，当重新联网，屏幕上弹出来开几百条朋友的消息几十个未接来电。我把这些回应记下来，成为我最有力的谈判证据。

躯体化症状是最沉默的苦难。手抖得端不住杯子时，心脏疼得蜷缩时，偏头痛晕倒时——无法诉诸语言的痛苦，有些创作者会用绘画来表达：画颤抖的线条，画绞紧的色块，画撕裂的纸面。

意外的是，这些画在艺术疗愈工作方面引起了共鸣。许多长期服药的患者说：“终于有人画出我们的感觉。”原来是真的，“看见即疗愈”。

五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每周复诊每天服药，依然要应对情绪的四季无常。但我不再把双相视为需要消灭的敌人，而是把它看作一个调皮的孩子—有时很讨厌她，但也是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