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秋天,江西宁都小源村的指挥部里站满了红军干部,桌上地图上的蓝圈圈得密密的,几个从城里来的领导拿着共产国际的电报,声音比油灯的火苗还亮,说打大城市才算革命,角落里刚从苏联回来的刘伯承翻开本子念伏龙芝的战例,没人留意毛泽东拍在桌上的黄陂战报上还粘着稻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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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帅后红军在大平原上挖工事,李德画的短促突击碰上敌机轰炸,战士们发现沙土掩体挡不住炮弹,1934年广昌保卫战最惨,重炮把人炸得血肉横飞,送弹药的担架员看着空箱子,整夜哭个不停,撤退路上刘伯承看见湘江上漂满军帽,五军团34师的战士抱着炸药包往敌群里冲,最后连尸体都没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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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那晚,刘伯承借着月光把之前放一边的《红色政权》小册子翻完了,第二天他指着湘江伤亡名单说,山沟里的打法,反倒能救红军,1935年打泸定桥,他在安顺场这边闹得动静不小,自己却带主力连夜走了二百四十里,铁索上的木板刚铺好,追兵的炮弹就炸上了后头的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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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战士们后来总说,要是早听毛泽东的,哪会死那么多人,历史就是这么拗,非得搭上几万人的命才明白,照着教科书打,打不过老蒋,可钻进山沟里,反倒能开出一条活路,刘伯承以后打仗,再也不翻苏联的教材,倒把游击战摸得透彻,连毛泽东都点头,说这才是红军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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