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秦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中韩史学交流、文献学。
文章来源
《清史研究》2025年第3期，175-184页。
摘要
旧题徐乾学《明史列传》九十三卷并非徐乾学所撰，卷首韩方卓序系后人伪造，抄袭自明末冯梦祯为冯琦《经济类编》所作序文。根据《明史列传》正文内容、版本特征，结合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康熙本王鸿绪《明史列传稿》等综合判断，其应系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五十三年之间的《明史》列传稿本，是王鸿绪编纂《明史》列传期间较早的工作本之一。对该稿展开分析，有助于更全面理解王鸿绪《明史稿》的成书过程及编纂思路，深化清修《明史》及清代官方史学的研究。
关键词
徐乾学；王鸿绪；《明史列传》；韩方卓
《明史》纂修迁延甚久，在纂修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拟稿、校订稿等，它们以稿本、抄本、刻本等形式留存于世。对其成稿、抄写时间进行准确断代，有助于今人深入认识《明史》纂修各阶段的文献特征、文本流变等问题。在《明史》诸稿中，台北“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台图”)所藏徐乾学《明史列传》尚存有较大研究空间。近年来，李伟敏、南炳文、陈洁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其性质与价值。然该本序文、题识有明显纰漏，其与416卷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等《明史》稿本之间关系复杂，学界对该本之真伪、断代、作者等基本问题尚未形成共识。下文拟从该本的基本形态入手，并与其他《明史》稿本相比勘，重判其性质，以期澄清相关争议。
一、《明史列传》的版本形态
旧题徐乾学《明史列传》九十三卷，今藏台图，收入屈万里主编《明代史籍汇刊》、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中。据该馆馆藏著录及黑白胶卷电子文档，知其为朱丝栏写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叶心单鱼尾，鱼尾下方刻“明史卷”三字，卷首有韩方卓序、邹福保题识。书中钤印颇多，如“廉普过眼”“玉涵草堂”“陆燿之印”“元和邹氏书库中物”“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等，可见其流传有绪，先后经陆燿（1723-1785）、王成璐（字廉普，1794-？）、邹福保（1852-1915）等人收藏，最终归于台北。关于该本的外部特征，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全书卷末标注“《明史》九十三卷终”，台图著录亦同。细审之可发现其中卷四十五、五十七、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均为上下卷，故总卷数实为九十八卷。另，卷十三《费震传附张琬传》末页被误置入卷十四《罗汝敬》传后；卷九十三《王象乾传附王象复传》内容不全，与下页不衔接，其后王象云传亦不全，核诸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该文稿中间应尚缺王象春、王象坤传。如此种种，当系后世流传中出现的错置或亡佚。从内容看，该本未收后妃传、诸王传及儒林、列女等各大类传，所收人物时代最晚者为万历朝之王象乾、崔景荣、张鹤鸣、赵彦、董汉儒、黄克缵诸人，于天启、泰昌、崇祯乃至南明人物阙如。
其次，该本书写工整，但各卷字迹不一，应系多人合作而成；其中多删改、补充等修改痕迹，偶有天头批注。结合前述朱丝栏写本及叶心刻有“明史卷”字样等特征，可判断其版本形态应为誊清本而非后世抄本。
第三，书中避“玄”、“胤”字讳，如卷四常遇春后人“常玄振”作“常元振”，卷二十铁铉之“铉”字缺末笔，卷八十一张佳胤、卷九十三王与胤“胤”字均作“
”；而不避“真”“丘”“夷”等字讳。由于“胤”字避讳约始于康熙四十年左右，而雍正三年十二月下令避“丘”字讳，故根据这些避讳特征初步判断，知其大致应撰于康熙四十年（1701）之后至雍正四年（1726）之前的时间段。
二、所谓“韩方卓序”辨伪
台图本《明史列传》卷首韩方卓序明言“《明史》九十三卷，司寇健菴徐公乾学所手辑也”，成为判定其系徐乾学所撰的直接依据。然诚如李伟敏所论，序文提及徐氏殁后其门生韩菼代为整理遗稿，徐氏卒于康熙三十三年，序文落款却是“康熙甲辰”（康熙三年），时间显误。另一方面，韩方卓生平除曹梦元《昆山殉难录》卷首存“娄湄韩方卓序”外别无可考。
进一步考究序文本身，发现其乃抄袭自明末冯梦祯为冯琦《经济类编》所作序。冯序既见于冯梦祯《快雪堂集》，又见于《经济类编》卷首，二者文字有异，今将三序择要罗列如表1：
由上可知，韩序在序文结构和文字表述上脱胎于《经济类编》卷首冯梦祯序，而非《快雪堂集》。韩序仅简单变更书名、人物、时间等少量信息，如将“经济类编”改为“明史”、“冯琦”改为“徐乾学”、“冯梦祯”改为“韩方卓”、“冯瑗”变为“果亭徐秉义”、“万历甲辰”变为“康熙甲辰”等，适当润色文字，改名换面，炮制出完整交代《明史列传》形成渊源的文字。至于韩方卓抄录《经济类编》而非《快雪堂集》序文，实因前者乃实用易得之类书。其低劣的作假手段，导致序文出现不少匪夷所思的错误，如前述徐乾学已卒与康熙甲辰的矛盾，以及强调徐乾学出身“海岱”（今山东）等。韩序将二冯之交游经历嫁接到韩方卓与徐乾学身上，诸如韩氏出入史馆的时间、经历等，全出自二冯万历二十二年（1594）共同修史时的经历。这种照搬不假思索、未经核实，不符合徐乾学生平轨迹，但由于其内容、细节过于具体，隐蔽性、欺骗性极强，如未看过冯氏原序，易让人误以为这是序文作者韩方卓的亲身经历，进而误导对该序文及徐乾学修史经历的认识。
序文所述具体经历既非真，其首句所言该《明史》为徐乾学所撰，是出于何种原因，又是否可信？笔者认为序文乃抄袭而来，可信度自然不高。但要想弄清这一问题，需将序文和正文部分分开看待，回归史稿正文具体考察。此详后文第三部分。这里先考察“韩方卓”的情况。
南炳文论及，“韩方卓”一名仅见于两种文献，一是台图本《明史列传》，二是明末清初曹梦元所著《昆山殉难录》。前者署名“吴门韩方卓”，后者落款“娄湄韩方卓”。吴门、娄湄均为苏州地区代称，故二者应系一人。既然无法从《明史列传》序文中提取到韩氏的真实身份，《昆山殉难录》亦仅有韩氏署名而未透露具体生平，仅知其为苏州人。不过，《昆山殉难录》的抄本时间或可提供一些线索。
《昆山殉难录》今仅存台图所藏的清抄本，该本被收入《明史传记丛刊》和《昆山历代人物志》中影印、点校出版。该本卷首有徐秉义《殉难录叙》、曹梦元自序和韩方卓序，徐、韩二氏继台图本《明史列传》序文后再次同时出现。其中，徐序上钤有“季振宜印”“丰润张镇”二印，即该稿分别经清康熙朝泰兴季振宜、同治朝丰润张镇收藏。季氏为清初著名藏书家，卒于康熙十三年，而徐秉义序落款时间是康熙十九年，晚于康熙十三年，故“季振宜印”系造伪无疑，其书既未经季氏收藏，也就无法证明其为康熙初抄本。事实上，学者对比道光《昆新两县志》卷三七《艺文》所收徐序与今传抄本徐序，发现后者系修改删润前者而来，由此判断“此书钞本必为道光以后之钞本”。此说是。
回到台图本《明史列传》，在全书正文所有可考钤印中，年代最早者为“陆燿之印”白文方印、“朗甫”朱文方印。陆氏为乾隆时苏州人，字朗甫，官至湖南巡抚。在该印为真的情况下，知该稿正文在乾隆年间已流传于世。而反观韩方卓序上所盖钤印，自上而下依次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廉普过眼”白文方印、“玉涵堂珍藏”朱文长方印，序文末有“玉涵草堂”朱文方印。假设诸印均真，“玉涵堂”“玉涵草堂”应属同一人之斋号，查明弘治进士苏州人吴一鹏有故居云“玉涵堂”，此处钤印或其清代后人所盖亦未可知，而“廉普”系道光年间官员王成璐之字。从既有信息看，该序最早的收藏记录很可能是在道光年间，这样的时间节点恰与《昆山殉难录》发生交集，亦即两部载有韩方卓序的书籍同时出现于道光前后。因此可推断“韩方卓”活动于道光年间或稍前，而这也符合嘉、道、咸以来明季文献渐次复出的时代背景。综上，所谓“韩方卓”或系使用假名之乌有先生，或系嘉道时期名叫韩方卓的苏州本地文人或书商，他熟知当地乡贤、名人及其师承关系，特别对徐乾学为代表的徐氏家族相对了解，故可在获得该书后，伪造序文并正确书写相关人物关系。书商造假乃习见之现象，此或一证也。
另外也需留意书中的邹福保题识。邹氏为清末著名藏书家，此稿中多有“元和邹氏书库中物”印，知该稿曾经邹氏收藏。就内容而言，李伟敏指出该题识存在前后矛盾处，即邹氏声言其于光绪丁酉年（二十三年，1897）初见该稿，题识落款却是丙申年（二十二年，1896）五月，不合逻辑。事实上，该段文字仍存其他疑点。一是关于邹氏购书时间。即使两个时间点发生颠倒，邹氏于光绪二十二年购书的可能性仍较小。邹氏于光绪二十年迁司经局洗马，二十三年补授翰林院侍讲、并充顺天乡试同考官，期间一直旅居京师，而售卖该稿的书商侯念椿在苏州开设有世经堂书肆，主要活动于苏州，二人客观上不具备见面条件。“侯念椿以《明史列传》示予，共六十五册……予留阅旬日……商之至三，竟以银饼千枚易之”，此书凡65册，卷帙浩繁，价值贵重，二人又经反复商量，图书交易恐难以邮寄方式进行，交易的完成似要到次年邹福保丁母忧返乡之后更合理。二是该序文字体与今存邹氏字迹不符。邹福保作为清末著名书法家，尤擅行楷，今存多幅书法作品真迹。细审其《自祭文》《青霞仙馆古今体诗初稿》《听秋阁诗存》等作品，笔力遒劲浑厚，而《明史列传》题识细笔孱弱，二者书风迥异。基于此，我们怀疑至少题识字迹应非邹氏所书；另一方面，侯念椿是清末苏州著名书商，与叶昌炽、缪荃孙、叶德辉等名人来往密切，且光绪二十二年仍在世，故题识所言侯念椿售书邹福保事或确有其事。此外，邹福保于民国四年（1915）去世，不久邹家败落，其次子邹百耐星散图书以纾家难，后亦成江南著名书商。不排除该书流入市场后，书商为提高售价题写伪识的可能性。
三、回归文本：台图本《明史列传》的基本性质
由前文可知，台图本《明史列传》序文、正文彼此割裂，序文系后世假造，正文情况如何，此节予以重点关注。前已述及，根据文稿中避“玄”、“胤”字的避讳特征及其稿本形态看，该本大致撰于康熙四十年之后，雍正四年之前。而徐乾学卒于康熙三十三年，故文稿与徐氏无直接关联，这也符合其著述和传记资料从未提及此稿的事实。
下文从具体文字、传目设置等方面对比该稿与其他各明史稿。比勘对象有：国家图书馆藏313卷本《明史纪传》（简称313卷本）、旧题万斯同416卷本《明史》（简称416卷本）、王鸿绪《明史稿》（简称王稿）、殿本《明史》几种。王鸿绪“《明史》稿本”今存《明史列传残稿》六册、康熙五十三年《明史列传稿》和雍正元年《明史稿》全本三种，后二者列传规模分别为208卷、205卷，虽总体相差不大，但行文内容、卷次分合仍存不同。今为确定台图本《明史列传》成书下限，特以国家图书馆藏康熙抄本《明史列传稿》为准比勘，辅以《明史列传残稿》。
针对这些明史稿间的关系，李伟敏指出台图本《明史列传》系后人从416卷本《明史》和王鸿绪《明史稿》两稿诸臣传中各自抄录一部分组合而成，其所列传主和内容均在二书范围之内。但台图本实有溢出于二稿之外者。试举例如下。
其一，台图本卷二十铁铉传后附宋参军，其言“宋参军者，不知何许人。燕师攻洛南不克，舍之南去。参军说铉直捣北平，铉以卒困甚，不果。后不知所终”。检313卷本、416卷本《明史》铁铉传后均未言及宋参军，而王稿《铁铉传》仅言“宋参军不知所终”。因此，台图本的这部分内容不可能抄自以上三书。
其二，台图本卷八十五钱一本附子春传：“帝刮地湖广为福王庄田，数不足则不遽之国，春三疏力争。”其中“数不足则不遽之国”一句有删除痕迹。查313卷本、416卷本《明史》钱一本传后未附钱春传，无该句，而王稿《钱春传》正为删后之表述。设若台图本因袭王稿，怎会无中生有，编造出“数不足则不遽之国”复删去？管见所及，此处删落者并不见于台图本以外之文献，应系该文稿撰写者独立写就，非抄自他书。
综上，台图本《明史列传》绝非简单抄撮416卷本《明史》、王稿而成的伪本，而是确属明史纂修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稿本，有其独特之处。陈洁《抄本徐乾学 <明史> 考论》是目前针对台图本《明史列传》的最新研究。该文认为《明史列传》在传目编排、内容详略等方面显示出在万稿、王稿间的过渡性特点。其说可从。不过，其所言“万稿”包括313卷本、416卷本《明史》两种，而主要以313卷本为主比勘，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二者在文本和时间上的差异。此二稿不能完全等量齐观。譬如416卷本设有《外戚传》，并为后来的王稿、殿本《明史》继承，而313卷本并无此传。又如，416卷本无孙如游传，313卷本中其与刘一燝、韩爌、朱国祚、何宗彦同传，王稿、殿本亦有孙氏传。具体到二者与台图本的关联，可见以下数条。首先，416卷本卷一六四为蓝玉传，附曹震、张翼、张温等六人传记，这样的处理与台图本相同，而在313卷本中，曹震等人与蓝玉同为独传。再者，416卷本《明史》卷一八○收录人物全同台图本卷十七，即叶旺附马云、蔡迁驸陈文、缪大亨、何文辉、徐司马、金兴旺附费子贤、花茂等17人。二书对马云、陈文、费子贤这些附传人物的描述与313卷本大体无异，但313卷本未将这些人物体现在传目中。种种差异表明康熙中期熊赐履领衔修订的416卷本，在前期313卷本基础上，在传目设置、人物收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调整和改造。而台图本所参考者正是后出的416卷本。这种参考并非机械为之，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吸收。比如，台图本卷十六为钱唐、茹太素、冯坚、韩宜可、李仕鲁、曾秉正、叶伯巨、郑士利、周敬心、王朴诸人传记。其《钱唐传》详于313卷本、416卷本，且传后附程徐传，而在313卷本、416卷本中，程氏乃单独立传，后来王稿、殿本钱唐传后均附程徐。
至此，可判定台图本《明史列传》纂成于416卷本之后，后又为王鸿绪所用。关于王稿对台图本《明史列传》的参考利用，陈洁已有充分论述，但未涉及王稿编纂初期的《明史列传残稿》和王鸿绪康熙本《明史列传稿》。此处结合二稿，举数例稍作说明，见表2。
第一条王肯堂传中，由于313卷本、416卷本《明史》均无王氏本传，康熙本《明史列传稿》的相应内容几乎全同台图本，二者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
第二条王来传中，传记起始部分416卷本记载最详，将其幼时立毁丛祠、倜傥不群的个性描写得绘声绘色。台图本对此略做删节，但保留了大致情节。康熙本《明史列传稿》则删去这一轶事，直叙其仕宦经历。事实上，这在今存《明史列传残稿》中有直接反映。该稿王来传“闻有丛祠为祸福，立往毁其祠，识者异之”一句上有朱笔批注：“查实录事迹如何”。此处《明史列传残稿》原文全同台图本，批语则显示在首崇实录方针的指导下，最终王鸿绪删去了这一细节。
第三条石亨传中，同样是416卷本叙述最细致，台图本和王氏康熙本《明史列传稿》稍加删节，二者内容全同。此外，在王氏《明史列传残稿》中，“时尚书于谦主号令，新定战格，临阵有进无退，将不顾军先退者，掌令官立斩其首。军不顾将者，后队斩前队。由是诸将惕息，无敢不受约束”一句有墨笔批注：“此见谦传”，即该文字已见诸于谦传，此处无需复述，故改作“时尚书于谦主号令，新定战格，诸将惕息”。可见《明史列传残稿》删节后的文字正同于台图本、康熙本。因此，台图本显然吸收了《明史列传残稿》的部分修订意见。
第四条孙原贞传的篇次分合，416卷本原附薛希琏传，到台图本和康熙本《明史列传稿》中，替换为附孙需、张宪、杨瓒诸人传记。《明史列传残稿》原文同附薛希琏传，删订者删去薛传，以孙需、张宪代之，这符合从416卷本到台图本的文本变动，台图本吸收《明史列传残稿》的修订意见，又增加杨瓒作为附传，此后为康熙本《明史列传稿》继承。
综上，台图本《明史列传》的撰成时间可明确定位于康熙四十一年至五十三年之间，处于熊赐履416卷本《明史》及王氏《明史列传残稿》之后，康熙五十三年本《明史列传稿》之前。衣若兰推测，《残稿》很可能是王鸿绪于康熙四十八年归田后的改稿，若此则可将成书时间进一步缩小至康熙四十八年至五十三年间。从内容看，台图本《明史列传》与今存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明史列传稿》存在密切关联，其性质是王鸿绪纂修《明史》时的工作本之一，是王氏《明史稿》的过渡形态。
四、台图本《明史列传》的学术价值
前文梳理了台图本《明史列传》的基本情况，特别是考证其性质及在系列“《明史》稿”中的位置，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首先，台图本《明史列传》有助于增进对《明史》纂修进程的认识。《明史》纂修素为学界所重，台图本作为纂修过程中的重要稿本，无疑有助于推进该问题的研究。王鸿绪《史例议》云：“史馆原稿，立传过多，今删其十之四，然犹未免于瓜分豆剖也”，其《明史稿》在传记分合上大力删削裁并，单篇传记亦趋简化，过去学界多以王《稿》为《明史》由繁转简的关键节点。南炳文先生以台图本徐乾学《明史列传》为据，认为其特点是力求简洁，开《明史》纂修初期简洁本系统之先锋，与之相对的是以313卷本、416卷本等为代表的繁富本系统，由此形成简洁、繁富系统并立说。经本文论证，确定台图本与徐乾学无甚关联，且其成书要晚至康熙末年。而此本之外，包括天一阁藏《明史稿》、复旦大学藏《明史列传稿》等早期稿本均大量徵引实录、奏疏等，呈现出传文繁富、篇幅较大的特点，因此，目前发现的《明史》诸稿似不足以支持康熙中前期纂修中存在简洁本系统。
其次，台图本有助于全面理解王鸿绪编纂《明史稿》的过程及其特点。过去学界针对王氏对《明史》的贡献，在《史例议》之外，往往关注到雍正初敬慎堂刊本《明史稿》、康熙五十三年本《明史列传稿》，较少提及康熙本《明史列传残稿》。本文考订台图本《明史列传》为王氏批点本，至此，王氏编纂《明史稿》的今存文稿增为四部，为我们认识王氏数十年间纂修《明史稿》的前后过程、修订细节、文本变化等提供更完整的拼图，有助于丰富对王氏史学以及《明史》在康熙末期纂修情况的认识。这里试举例说明。
台图本曾省吾传传末载：“（王）篆最险猾，无士行，其他给事、御史傅作舟、王蔚、秦耀、李选、朱琏、顾尔行为居正爪牙，及湖广巡抚陈瑞辈皆小了纤人，无足道也。”此段文字脱胎自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王篆与曾省吾益横南北，给事、御史则傅作舟、王蔚、秦耀、李选、朱琏、钱某、顾尔行为之爪牙，而作舟、琏尤恣肆，选鄙无耻，人所羞而不道者。”台图本借王世贞之论，不仅对这些人物做出品评，也交代了删除或不收其人传记的原因。到416卷本《明史》卷三一二曾氏传附朱琏、王篆传，王《稿》卷二○九梁梦龙传附曾省吾传，再到殿本《明史》已删去曾氏传。汪由敦曾批评王《稿》张居正传“其中描写热闹处，皆弇州笔”。此处台图本文字正出自王世贞，这佐证了汪氏之论，体现出王鸿绪对明末私家史书的重视和利用。
又，台图本传记多无论赞，这基本符合王氏《史例议》“今《明史列传》未经作论、体同《元史》”的主张。但书中仍偶存论赞，应属删而未尽的情形。是书卷十六《钱唐传》有论曰：“稗史言高帝废孟子配祀时，诏有敢谏者，金吾射之。（钱）唐抗疏而入，袒胸受箭曰：‘臣死有余荣。’帝鉴其诚恳，命医疗其疮，配祀得不废。所传或过当，然唐之强谏，固赫赫在人耳目也。其尊崇圣教、匡救主失，良足多矣。”在今存《明史》诸稿中，这段论赞独见于台图本，后续王氏《明史稿》删之，进一步践行了其不作论赞的主张。这也说明王鸿绪当时有大量可资参考的列传底稿，经过对它们的修订调整，逐渐形成了其完善的雍正本《明史稿》。此外，陈洁文中提到台图本在处理建文诸臣时姑著存疑的做法，尽管不符合王氏《史例议》及后来《明史稿》对相关野史的摒弃态度，却是王稿动态修订过程的又一体现。
最后，台图本《明史列传》提示我们，《明史》稿的流传与研究史同样值得关注。《明史》纂修中形成了大量分纂稿、进呈稿，以及工作本、誊抄本，史馆如何保存这些成稿，康熙后期被王鸿绪携归乡里的文稿又有怎样的流传轨迹，后世学者何时开始重视《明史》诸稿本，如此种种，从学术史角度考察明史稿的“发现”与研究史，十分必要。事实上，明史诸稿受到学人广泛关注，乃是20世纪初以后的事，其中尤以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为著。而在早期的传播史中，这些稿本是否一定经名人收藏、手订，需认真考辨、审慎判断，避免陷入攀附名人的误区。据前文考证，台图本较早的收藏记录是在乾隆年间，而所谓韩方卓序的出现很可能晚至道光以后，只有弄清这一点，剥去名人“徐乾学”的笼罩，还原文稿本身的生命过程，才能对其做出正确的判断。再如，复旦大学本《明史列传稿》原为乾隆时吴骞所有，据其跋文，当时邵晋涵在西湖书局校书时曾借阅并保存多年，用于《余姚县志》等的纂修，由此，王欣夫判定其为“余姚邵晋涵手校”，“全书朱笔校勘谨严，圈点到底，验之皆邵氏笔”。此或存疑。查该书第20册陆完、王琼、张子麟、李鐩卷，天头朱批云：“内王琼有才有功，似不宜与张、李同传”，这里的“似不宜”显然是某文稿修订者在工作中的意见，不可能是乾隆中后期读者视角的表达，且313卷本、416卷本王琼传设置与该本同，而王鸿绪《明史稿》、殿本《明史》均作出调整，王琼不再与二人同传，足见该批校文字很可能对文稿后续修订产生了影响。又，第51册王威（附子世钦、朴洪）等人卷，天头朱批云：“王氏父子殊无战绩，不足列传，世钦附入忠义，朴于松山之战附载可也。”王威父子，在416卷本及之后的王稿、殿本中均未立传，在有官方定谳殿本《明史》的前提下，邵晋涵不可能再细究传目的设置与调整这类问题。因此，复旦本与邵氏之关系仍待考证。在《明史》诸稿本的研究中，类似问题应予以重视。
五、余论
台图本《明史列传》作为一个典型个案，为深化《明史》诸稿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目前学界发现和利用的《明史》稿本，包括前述天一阁本《明史稿》、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复旦本《明史列传稿》、台图本《明史列传》、王氏《明史稿》及其《残稿》、殿本《明史》、《四库全书》本《明史》等，不排除未来继续发现新本的可能。面对这些《明史》稿本，如何确定其先后顺序及编纂者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到文献学的问题，更涉及到对其背后史学意义的把握。本文的研究提示我们，针对这些文稿的考察，需从文献载体和文献内容两个维度，并结合《明史》纂修历程综合研究和考虑。所谓载体，包括文献的外在版本特征（稿本或抄本、避讳字等）、递藏关系（序跋、藏书印、字体）；文献内容则是诸稿本的文字对勘。在此前提下，精准定位，审慎解读，方能得其真谛，加深对清修《明史》及清代官方史学纂修细节的理解，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信息采集：邵淦
文字编辑：谢昱冬
媒体编辑：张小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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