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三十六岁，在市机械厂当副主任。那时厂子效益正好，忙得脚不沾地。家里人催我再婚，说一个大男人孤零零过日子不像样。我嘴上答应，心里却一直拖着。
就在这一年春天，厂里新调来个女秘书，叫林岚，二十九岁，长沙人，大学毕业，普通话带点软糯腔，长得不算惊艳，但干净利落，穿着得体。领导说她文笔好，办事快，让她来给我搭把手。
我跟她最初没什么交集，直到那年五月的一天。
那天快下班，外头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她突然敲我办公室的门，手里拎着一袋酒，脸色不太对劲。
“主任，今晚能跟你喝一杯吗？”她声音低低的。
我一愣，她平时端庄规矩，今天却像变了个人。
我说：“这大雨天的，回家喝不好吗？”
她勉强笑了笑：“我刚相亲回来，黄了。”
我这才明白，她受了气。那时单位女职工到三十还没嫁人，总免不了背后闲话。我心里有点怜惜，就答应了。
我们去了厂对面的裕丰饭庄。那是当时最热闹的馆子，点了一盘炒腰花，和半只卤鸡。
她点了两瓶长城干红，那酒是进口回来的稀罕物，一瓶就要三十多块，我心里暗暗叫贵，但又不好驳她面子。
酒上来，她一口闷下去，眼睛立刻红了。
“你知道吗？今天那相亲对象，见了我就说，‘你这个年纪，过了生孩子的好时候，我不想被人说生不出。’”
她说完，咬着嘴唇，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听得心里不是滋味。她在厂里干得好好的，偏偏要被这种话伤到。
我劝她：“别往心里去，那种人不配。”
她喝得更快，一杯接一杯。我只好陪着，但我酒量有限，脸也红得发烫。
突然，她放下杯子，盯着我，声音有点颤：“你娶了我吧。”
我整个人僵住，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下来。
那一刻，我心跳得厉害。说实话，我对她不是没想过，她干练能干，眼神清澈，是那种让人安心的女人。但她比我小七岁，又是厂里秘书，真要在一起，流言蜚语少不了。
我正犹豫，她却笑了，带着醉意：“我逗你的，你看吓成啥样了。”
可我从她眼里看到的，却不是玩笑。
那晚我送她回宿舍。她走得踉跄，我伸手去扶，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主任，其实我不怕嫁不出去，我怕没人真心待我。”
我心头一震。
第二天，她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常给我送文件、写材料。可我心里却乱了。
没过几天，厂里传出闲话，说她相亲失败，性子倔，没人敢要。还有人暗暗揣测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心里五味杂陈。
转机出现在六月底。我们要去外地谈一笔订单，临时决定由我带队，她跟着去。
火车上，她靠窗看书。我注意到她带了个小笔记本，上面写着各种谈判要点。我问她：“你准备得这么细？”
她没抬头：“这是工作，我得对得起自己。”
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这个女人不该被埋没。
到当地那天晚上，我们谈完客户回来，已是十点多。宾馆里只剩下一间标准间。我犹豫着要不要换地方，她抬头看我，笑：“又不是第一次出差，你怕什么？”
房间里，两张床紧紧靠着。她洗完澡出来，头发还湿着，身上带着淡淡的香皂味。
我假装看资料，心跳却快得要命。
她忽然问：“主任，你是不是也在意别人说闲话？”
我沉默半晌，说：“人在单位混，谁能不顾嘴巴？”
她却笑：“我不怕别人说，我只怕你不敢。”
空气一下子凝固。
那一晚，我们什么都没发生，但心里的距离彻底拉近了。
回到厂里，她开始时不时约我去小卖部买啤酒，说解暑。我嘴上嫌她闹腾，心里却一次次答应。
有次厂里搞团购活动，发福利券，她指着一台大彩电，笑着说：“主任，你要是娶了我，我就跟你一起看排球比赛。”
我装傻：“买大彩电我还得存很多钱呢，你想得倒美。”
她却认真地看着我：“我不是开玩笑。”
那年十月，她父亲突然生病住院，急着要钱。她来找我，眼眶红红的：“主任，能不能借我五千？我一个人拿不出来。”
那时五千是大数目。我没犹豫，直接把存折递给她。
她愣住，声音哽咽：“你不怕我还不上？”
我说：“我信你。”
她扑进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要是你肯娶我，我什么都不怕了。”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紧紧抱住她。
后来，我们的事慢慢在厂里传开。同事议论，说她是“高嫁”，说我“占便宜”。
可她站出来，第一次在聚会上笑着说：“我林岚，就是愿意嫁给我们厂的老实人。”
那一刻，我眼眶湿了。
年底，我们请了八桌酒席，没摆排场，只叫了亲友同事。她穿了一件酒红色呢子大衣，笑容明媚，比酒还醉人。
亲朋好友起哄：“岚子，你图啥呀？”
她拉着我的手，大大方方回答：“图个真心。”
这些年回想起来，我明白一个道理。人到中年，婚姻不是找最合适的条件，而是找一个在你最脆弱时愿意伸手的人。
她不是我的意外，而是我最踏实的归宿。
有些爱，就像那年裕丰饭庄的红酒，入口辛辣，却越久越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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