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王 薇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的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的宝岛台湾，终于重回祖国怀抱。参加受降仪式的数千名台湾同胞热泪盈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声。回到祖国的台湾同胞，迫切期待重新接通祖国的文化血脉，驱散殖民时代的阴霾。各方面的接收完成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积极协调祖国大陆各种文化团体，争取他们来台湾，向涅槃新生的同胞贡献祖国文化瑰宝。在戏剧方面，最先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之邀前来演出的，是上海的新中国剧社。
风雨兼程：新中国剧社的赴台之路
新中国剧社成立于1941年10月5日，诞生在战时“文化城”桂林，表面上是一个民间职业剧团，实质上是受中共领导的进步文艺团体。烽火岁月里，新中国剧社辗转于桂林、湘潭、衡阳、长沙等地，以话剧为武器，演出《保卫大湖南》《海国英雄》《怒吼吧，大后方！》等反映民族危亡、鼓舞民众斗志的剧目，成为抗战文化战线重要力量。抗战胜利后，有着“誉满西南”盛名的新中国剧社，复员落户上海。
1946年12月10日，新中国剧社四十余人和随行坐镇的“戏剧元老”欧阳予倩在上海搭乘“台南号”，启程前往台湾。临行前，田汉、阳翰笙等戏剧界人士登船为剧社众人送行。
海上航行充满艰辛，白天忍受海风咸湿寒冷，夜晚在颠簸中难眠。航行中遭遇强风暴，巨浪拍打船身，行李被海水浸湿，船舱中满是泥浆。经三天三夜航行，“台南号”终于在细雨迷蒙中驶进基隆港口。抵台后，社员们看见，台北街头虽有光复标语，但建筑仍留殖民痕迹，部分民众用日语交流，孩童对祖国文化知之甚少。这让他们意识到，即使曾经遍历了西南一带的前线和后方，从舞台上和千万的观众见过面，但这一次面临的是“万千新的观众”，而能与这群“新观众”聚首，“这是多么可纪念的会见！”
舞台绽放：《郑成功》奏响民族情感共鸣
抵达台北后，剧社立刻开始紧张的排练与准备。演出的地点定在中山堂，此地原名“公会堂”，是一栋两层建筑，剧场的观众席有两千余个。日据时期，“公会堂”常用于演出日本“歌舞伎”，光复后，中山堂终于迎来了祖国的戏剧。
12月31日，首场演出拉开帷幕，剧目为历史话剧《郑成功》。《郑成功》原名《海国英雄》，是剧作家阿英以笔名“魏如晦”创作于上海“孤岛”时期的剧本。郑成功忠勇报国，光复台湾的史迹，既映现抗战时期民族不屈精神，也契合台湾回归祖国的现实，而对这一共同的历史记忆更体现出两岸同胞紧密的文化联结。
在《郑成功》最后一幕，演绎郑成功收复台湾、建立天地会之时，剧社别开生面地加入了一场台湾地方特色的歌舞，并邀请台胞演员进行此场表演。两岸演员同台献艺，两岸的文艺在此汇合，剧里剧外都庆贺着台湾的光复。演员们还特别强调舞台表演时的动作，以便国语尚有隔阂的台胞能更多地从动作上理解剧作的内容。
《郑成功》在中山堂连演九场，场场满座，打破台湾话剧界的纪录。剧场门口堆满了花篮，观众的脚踏车列成了长蛇一样的队形。许多高雄、台南的台胞都特地赶来台北，来看看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国姓爷”。虽然部分观众对国语台词理解有障碍，但演员们以精湛肢体语言、饱满情感，将在艰巨的抗战岁月中锻炼出的艺术结晶呈现于舞台上。演出时，台下鸦雀无声，直至落幕，骤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饰演郑成功的严恭那一刻流下眼泪，他说：“台湾同胞们完全明白我们的心意，语言不能隔绝，因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散场后，一位观众拉住了演员的手，说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祖国。”
深耕交流：让中华文化在宝岛绽放
除《郑成功》外，新中国剧社还上演了《牛郎织女》《日出》《桃花扇》等话剧。
《牛郎织女》演绎了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配以诗情画意的布景与精妙的音乐，极大地激发了台湾同胞欣赏祖国戏剧的兴趣。该剧最后的结局安排牛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人间，回到“生身的家”，也借此启示着台湾同胞要于现实生活中体会人生真谛。
《日出》虽在内地屡演不衰，但该剧对白台词居多且是一出悲剧，剧社一度担心因语言问题难以被观众接受。然而，《日出》的演出效果好得出乎意料，台湾同胞并未因剧中“对话多”而受到影响，对此“严肃”的社会剧也能保持欣赏的态度。
《桃花扇》此次在台湾是首演，是欧阳予倩赴台后根据清代传奇剧本改编的话剧。此剧不仅展现了祖国的“新演剧”，还介绍了祖国的“旧文学”。考虑到部分台胞观剧时的语言问题，《桃花扇》的剧本先行由台湾新创造出版社印制，廉价出售。剧社的演员们发现，万千的台湾观众买了剧本坐在台下，“像上课读书那样专心在剧场里用功”。新中国剧社演出的这些剧目，虽然题材风格不同，但均含深厚中华文化底蕴，让台湾同胞重拾中华文化魅力的同时，还联络着两岸人民共同的人文记忆。
演出之余，剧社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深入与台湾文艺界人士互动，两岸文艺工作者借此次戏剧演出契机，深入开展交流互动。譬如杨云萍等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欧阳予倩等大陆剧作家，围绕演出的艺术性、现实性等核心议题，在两岸报刊平台展开探讨，有效促进了两岸戏剧文化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层面的对话与交流。新中国剧社赴台期间，先后与台湾《民报》社、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台湾文剧社、青艺剧社、实验小剧团、台湾文化协进会等文化团体开展会晤交流。在1947年2月15日第四届戏剧节座谈会上，欧阳予倩与台湾戏剧家宋非我同台发表演讲，两岸艺术界人士齐聚一堂，不同艺术理念在此碰撞融合，让两岸“艺术气氛”实现深度“交融”。
岁月铭记：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1947年4月，剧社结束三个月赴台行程返沪。在台演出《郑成功》等四剧，观众人数超10万人次，既为台湾同胞带来艺术盛宴，更搭建两岸文化桥梁。
此次赴台对台湾文化重建意义深远：一是唤醒民族文化记忆，让台湾同胞重拾中华文化魅力，强化“两岸同根、文化同源”认同；二是推动台湾话剧发展，为台湾话剧界带来祖国“新演剧”的理念与方法，带动专业人才培养；三是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新篇章的开启，成为抗战后大陆文艺团体大规模赴台交流的典范，助推后续两岸交流常态化。
近80载过去，这段历史仍被铭记。如今，两岸文化交流愈发频繁，京剧、越剧、歌仔戏等艺术在两岸舞台绽放。新中国剧社用话剧写下的文化篇章，是中华文化凝聚力的体现，更是两岸血脉相连的见证。正如台湾《中华日报》所评：“新中国剧社，是一支宣传祖国文化的先锋队，它还代表祖国带给台胞以温暖和希望”“为了这次演出的感召，会使大家知道要怎样加倍努力于国家的贡献，方能继承先贤创业的初衷，而完成国家民族千百年大计。”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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