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柳条湖附近一声巨响，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日本政府抛出“在国防上国民的生存与帝国不可分割”的论调，为侵略中国东北正名。
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 。
跨越94年，相同的“存亡危机”论调，从侵略东北到干涉台海，背后是日本军国主义从未熄灭的扩张野心。历史的细节不会说谎，每一次“危机”说辞的背后，都是精心策划的侵略阴谋。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东京召开“东方会议”，首相田中义一在《对华政策纲领》中明确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
这份公开文件已将中国东北视为日本的“囊中之物”，而7月25日田中义一向天皇呈奏的《田中奏折》，更是露骨地抛出侵略总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
这篇奏折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以“存亡危机”为借口扩张的理论基石，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伏笔。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所属的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士兵引爆了南满铁路东侧路轨。爆炸仅造成轻微损坏，火车仍能正常通行，但关东军却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北大营发动突袭 。
当时东北军总兵力达16.5万人，而关东军仅有1.04万人，但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令不抵抗。日军当晚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沈阳城，随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全域推进。
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日本政府反复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声称“中国破坏条约、威胁日本在满权益，日本为生存不得不采取自卫措施”。
1932年3月1日，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成立，溥仪被扶为傀儡皇帝，日本官方宣称这是“为维护满蒙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保障日本国民的生存权益”。
至1932年2月，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相当于日本本土3.5倍的土地被日军侵占，3000多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认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策划并实施的侵略行为，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直接结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进一步膨胀，将目光投向了长江三角洲的核心——上海。
1932年1月18日，在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的精心策划下，几名日本僧侣向上海三友实业社的工人义勇军挑衅，混乱中一名僧侣死亡。川岛芳子随即指使日侨暴徒焚烧三友实业社，制造事端。
1月19日，日本驻上海领事村井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查封《民国日报》、惩办相关人员等。上海市长吴铁城被迫接受全部要求，但日军并未罢休。
1月28日晚，日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出通牒，限令中国第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地区”，声称“为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应对上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日本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
在中国领土上要求中国军队撤退，这一无理要求遭到第十九路军的坚决拒绝。
1月28日午夜11时30分，日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一二八事变爆发。面对日军进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下令奋起抵抗，3万余名官兵在装备落后、补给匮乏的情况下，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日军先后三次增兵，总兵力达7万余人，动用了航空母舰、重炮等重型武器，而第十九路军始终坚守阵地，重创日军。
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对外宣称“上海的局势已威胁到日本的生存安全，为维护东亚和平与日本侨民权益，必须对中国军队采取强硬措施”。
这种将侵略行为包装为“生存自卫”的论调，与九一八事变如出一辙。
此次事变持续33天，日军伤亡逾1万人，中国军队伤亡1.4万人，上海市区大片建筑被毁，数十万平民无家可归。1932年3月3日，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之下，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日军得以在上海驻扎军队，为后续进一步侵华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7日深夜，星光暗淡的宛平城外，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夜间演习时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
时任第二十九军宛平守城部队营长金振中接到日军要求后，当即识破其阴谋，断然回应：“日方士兵被抓纯属捏造，进城搜查绝对不能允许！” 。
事实上，所谓“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只是因拉肚子离队，20多分钟后便已悄悄归队，但日军对此隐而不报，仍继续施压。
当晚12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再次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蛮横宣称：“若不许入城搜查，就用军队包围宛平”。
时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气愤回应：“日军随意在我国领土内进行演习，完全是违背国际法的。
事先既不通知，也未经许可，一名士兵行踪不明，我方不负任何责 任”，并明确表示“我方为了自卫，只有坚决抵抗” 。
7月8日凌晨5时许，谈判仍在进行，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炮击，炮弹炸毁营指挥部房屋6间，炸死士兵2人、伤5人。
第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下令：“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城官兵高喊“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与日军展开拼杀，6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日军也留下上百具尸体 。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近卫内阁迅速发表声明，宣称“中国军队的挑衅行为威胁到日本在华北的生存权益，日本为维护自身安全与东亚和平，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
1937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将全面侵华战争定义为“为了自卫，为了东亚的永久和平”。
1938年11月3日，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声明，进一步声称“如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 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将侵略行为包装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正义之举 。
这场以“士兵失踪”为借口挑起的战争，最终导致数千万中国军民伤亡，南京大屠杀、潘家峪惨案等无数惨剧，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黑暗记忆。
2025年11月7日，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首相高市早苗在被问及“台湾有事”是否属于安全保障相关法规定中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时，明确表示：“如果涉及武力行使，我认为这可能属于‘存亡危机事态’的情形” 。
这一言论并非偶然，而是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推动军事扩张、干涉中国内政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日本国内对“存亡危机事态”的定义早已埋下伏笔。2015年，安倍晋三内阁强行通过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将“存亡危机事态”列为可动用自卫队的情形，但历届政府均对其定义含糊其辞 。
而高市早苗的发言，直接突破了历代内阁的立场，将“台湾有事”与“存亡危机”绑定，暗示日本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武力介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高市早苗的言论遭到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高市早苗发表‘存亡危机事态’言论的目的恐怕是煽动危机，进而为增强军事力量找借口”“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日本绝不应插手”。
前首相石破茂也批评称：“这近乎于在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历届政府从未限定‘这种情况就是日本有事’”。日本《东京新闻》发表社评谴责：“这一言论堪称极度轻率、草率，无异于表明日本不惜与中国开战，她是否明白首相发言的分量？”
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回应。2025年11月13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提出严正交涉。
11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践踏一个中国原则，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 方必将迎头痛击”。
中方强调，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记载“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的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
同时，援引《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在国际法和战后秩序角度对日本进行震慑，随时做好准备使用敌国条款惩罚死灰复燃的日本军国主义。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X平台援引第107条，直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论违反战败国义务。
中国外交部也明确表态，若日本武力介入台海，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同时保留启动敌国条款的权利。
敌国条款允许像我们这样的战胜国，在认为轴心国（日本、德国、意大利）重启侵略时，也就是军国主义复活时，可不需要安理会授权，直接对其采取军事行动，一举铲除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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