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的一天清晨，耒阳煤矿劳改农场的大门吱呀打开，76岁的洪宗扬拄着竹杖慢慢走了出来。寒风扑面，他没停留，抖抖棉衣，搭上去长沙的长途车。车上有人问他去干啥，他只吐出一句：“找我女儿。”
在烈士公园门口，洪宗扬一眼认出人群里的谭木兰。老人快步上前，声音颤抖：“丫头，我自由了！”谭木兰愣了两秒，随后把他扶住。洪宗扬握着女儿的手，重复那句话：“是共产党救我，是周总理救我，也是你救我。”
短短数语，把旁观者的好奇拉到二十多年前。1950年镇反开始，湖南省梧桐里监狱的行刑名单里出现“洪宗扬”三个字。枪决日期定在1952年春。长沙郊外刑场上，死囚双膝跪地，法警子弹已经上膛。一名年轻女子冲进枪口前，高喊：“且慢！”
她报出身份：“谭木兰，湖南省政府主席谭余保的女儿。”监斩官不敢擅作主张，立刻请示。谭余保赶到后依旧要行刑，女儿挡在靶标前一句：“先问周总理！”这一刀两断的提醒，逼得谭余保暂缓按令。就这样，洪宗扬被押回牢房，命悬一线的结局出现转折。
周恩来收到电报后只提了三个要点：黄埔二期、曾在抗战中掩护游击队，没有血债。湖南高院随即改判——死刑缓期，送劳改农场。洪宗扬活了下来。
人们不懂，为何谭木兰拼命保一个“反革命”。答案得回到1936年冬夜的棋盘山。那时她不过十四岁，随父亲谭余保打游击。突围混乱中，与主力失散，被地方保甲抓到。洪宗扬时任“湘东铲共义勇队”头目，本可就地格杀，却见小姑娘满身尘土、眼神倔强，一念之下把她认作义女，并秘送入小学。木兰得以苟活，也就记下这条命。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洪宗扬多次暗中放人、交枪。谭余保进城谈判，两人一桌而坐，没有寒暄，只有一句干脆话：“孩子还给你。”可木兰已叫洪宗扬“爹”叫了三年，舍不得走，父亲只得先行。此后，两个“爹”在战火与政治的夹缝中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沉默：不通信，也不互相为难。
1949年长沙解放，洪宗扬解甲回乡，带着妻子种田。新政权清理旧案，私藏枪支的老问题被翻出，他被捕。档案上写着“黄埔旧部 叛变 红军”。湖南省公安厅的年轻女职员谭木兰看到名字时，手心冒汗——十多年不见，救命恩人竟成阶下囚。
她跑到父亲办公室掷下一摞纸：“他救过我，也救过不少同志，这案子有问题。”谭余保皱着眉：“镇反政策不许例外。”女儿扔下最后一句：“历史要讲证据。”父女僵持到深夜。第二天黎明，刑场一幕震动全省。
洪宗扬被改判无期后，被送往耒阳。劳改场条件艰苦，他却自认幸运：活着。木兰每年带两包干菜、一床棉被探望，还硬是为洪家另外两个孩子谋到工作。队里有人背后嘁嘁喳喳：“这女干部怕不是忘本。”她只淡淡一句：“欠的命，要还。”
1975年全国大赦，洪宗扬终得自由。出狱两个月后，湖南省委统战部请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谈谈对统战工作的建议。洪宗扬坐直身体，第一句话不是政治口号，而是请求：“给我两张烈士公墓的入园证，我要陪两位老首长——一位是谭余保，一位是自己。”
1978年，谭余保病重，北京301医院里灯火彻夜。洪宗扬托人送来一封信，信里只八个字：同舟抗战，九死不悔。谭木兰念给父亲听，谭余保点点头，低声说：“我懂。”
1980年1月谭余保去世。骨灰安放那天，洪宗扬拄杖站在台阶下，全程默默无言，只在最后鞠了三个九十度的躬。旁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老人抬眼：“战场是非，要对得起天地，也对得起孩子。”
1993年冬，洪宗扬走完93年岁月。骨灰与谭余保比邻合葬。谭木兰在两座灰色墓碑之间种下一株小柿树，她说：“生父种过柿子，义父爱吃柿子，这树活着，他们就都在。”
如今的茶陵洮水村青砖新瓦，棋盘山也已铺上柏油公路。当地老人偶尔念叨：当年有个姑娘敢在枪口下面喊停，那一嗓子救了人，也让很多人重新梳理了“敌友”的边界。岁月推人向前，可那声“且慢”，依旧在历史的空谷里久久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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