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初的清华园西路，冷风带着干枯的杨树叶拍打窗棂。病榻上的陈毅握住王震的手，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谭余保，还在吗？”这一问，把身旁的医护与警卫全听愣了。众人知道，两位元帅私交甚笃，却不理解一个垂危的人为何念叨一位早已淡出公职的湘赣老游击将领。要弄清原因，就得把时间拨回到十里洋场仍硝烟弥漫的三十多年前。
1899年12月，湖南茶陵的洮水村灯火微弱。贫寒农家出生的谭余保，没有机会深造，只在私塾摸了三年墨水便回田里插秧。为了活下去，他跟着乡里武师练南派武当拳，拳脚干净利落，乡党都说这少年骨头硬。后来他不甘种地，在1926年卷入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接着入党、打土豪、闹革命，一脚踏进了血与火的年代。
到1931年，他已经是湘赣苏维埃主席，手握兵权。家人却付出惨痛代价——父亲、妻子、幼子全被国民党报复杀害，只剩逃到江西的长女。亲人血债，让他对叛徒、土豪持绝不留情的态度。棋盘山那几年，徐德甫、彭克胜、周杰等变节者伏尸荒岭，“红色煞星”的名号随之传开。有人说他性如烈火，也有人说他心狠手辣；在他眼里，动摇比子弹更致命，凡背信者必斩。
1936年春，湘赣苏区山林里仍有枪声。外围十几股民团紧逼，通讯被切断，谭余保失去与中央的一切联系。7月的卢沟桥枪响，山里却听不见。报纸零星飘到山中，写着“国共合作”四个字，他先是一愣，旋即嗤笑：“骗降的把戏。”于是继续转战九陇山，令部队戒备，谁敢谈“合作”就当动摇论处。
中央当然不能丢下这支苦撑多年的队伍。10月，项英派陈毅北上找人。陈毅从瑞金动身，沿途披星戴月，终于在阴雨里抵达九陇山脚。谨慎的游击队先是“请”他上山——黑布蒙眼，背后上扛，全程禁语。山路陡峭，耳边只有唰唰竹叶声。待见到“肃反委员会”负责人颜福华，他和随行副官没来得及自报家门，就被当成叛徒绑在柱子上。陈毅虽急，却硬挺着，只说一句：“总要讲道理。”这一句，被山风吹进了谭余保的耳朵。
第二天清晨，小广场上人头攒动。谭余保叼着长烟管，慢慢踱步而出。见到被五花大绑的高个男子，他皱眉冷问：“说说，你凭什么证明自己不是叛徒？”陈毅挣扎着回话：“国共已合作抗日，你们与世隔绝，怎能妄下结论？”一句话，像石子投入潭水，激起阵阵波纹。谭余保却仍不松口：“没有文件，没有印章，怎可信？”他用烟管敲了敲陈毅的头，声音并不大，动作却硬。旁观的老百姓捂嘴倒吸冷气，谁也没料到陈老总会落此窘境。
谭余保毕竟久经血火，看似刚猛，却极重求证。派出侦察员下山打探；与此同时，段焕竞、刘培善误打腰陇保安队，遭国民党指控破坏所谓“协议”。前方消息与陈毅说法对上号，几天后，特派员带回确凿文件——盖着鲜红印章的中央指令。谭余保沉默良久，把陈毅亲自解开绳索，躬身道歉：“此事错我，你若介意，任凭发落。”陈毅拍拍对方肩膀，笑骂一句“粗中有细”，旧怨即消。
龙山村会师后，四百余人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大队，挺进皖南。谭余保因病留守湘赣，任特委书记。1938年秋，他赴延安疗养兼学习，陈毅数次来信劝其安心。延安整风期间，个别人翻出“误绑陈毅”旧账，欲扣“土匪作风”帽子。毛泽东听闻，示意周恩来调停：“当时形势艰难，杀了也有可能，他能悬崖勒马，已属难得。”王震后来说，这位师兄对叛徒警惕到极致，却对同志仍存真情，可敬可叹。
1949年前夕，中央打算安排谭余保进京。他却递条子给毛泽东，只求回湘赣清理潜伏的顽敌。毛主席批示“照准”，并加注“湘赣边少一日不安，即多一分隐患”。谭余保携旧部南归，第一件事便处决叛徒曾开福，手笔干脆。同僚有人摇头，他只回一句：“法度面前，私人情分不算数。”这是他的行事准则，一贯如此。
1961年春天，陈毅再次来到湖南调研。会场上，他摇着折扇笑说：“各位，如果当年谭主席真把我一枪毙了，我今天就不敢在这夸夸其谈喽。”一屋子干部先是一愣，随后轰然大笑；而两位老人相对而立，眼神里皆有默契。
十年转瞬即逝。1972年1月6日凌晨，陈毅在北京医院离世。噩耗传到湘江之畔，帕金森病中的谭余保靠在藤椅上，喃喃：“那年山中的欠情，是还不了了。”八年后，1980年1月10日，他也乘鹤而去，终年八十一岁。
1990年5月，王震在一次内部座谈中回忆此事，用了“久经考验”四个字评价谭余保。话音落地，室内静了几秒。后来有人说，这段误会与和解，是湘赣山林里最惊险又最动人的插曲；若无当时的谨慎，也许整支游击队会被圈套覆灭；若无最终的释疑，把中央代表误杀，同样不可设想。是以，陈毅弥留之际的那声追问，既是对老友的惦念，也是一抹对峥嵘岁月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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