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判决书上写的名字是王正钧。
在此之前，军法处的那些判官们为了这案子，头发都快愁白了。
起初，判官们商量来商量去，定了个“有期徒刑7年”。
这也不是瞎判，虽说王正钧是那桩惊天大案里的二号人物，可特务机关把档案室翻了个底朝天，愣是没抓着他传递核心情报的实锤。
按那会儿的律法，怎么也判不了死罪。
但这折子递上去，蒋介石在那儿坐着，一言不发，脸拉得老长。
手下人一看这架势，立马懂了。
没过多久，刑期变了，从7年直接翻倍到了15年。
蒋介石还是没点头。
判官没办法，把心一横，直接改成了“无期”。
这在当时的台湾，已经是把人往死里整的节奏，基本就是要把牢底坐穿。
这回总该满意了吧？
没成想，还是不行。
蒋介石提起毛笔，连个理由都懒得找，在那判决书上狠狠划了一道，亲手批了两个字：“死刑”。
从7年大牢到吃枪子儿，这中间差着十万八千里。
可在那一刻，法条成了废纸，剩下的只有独裁者那股子压不住的邪火。
蒋介石为啥非要置王正钧于死地？
这笔血债，还得往前翻两个月，从另一位刚刚倒下的烈士说起——王正钧的老领导，国民党国防部中将次长吴石。
要是不算心里那笔“信仰账”，光看面上的牌局，吴石在1949年的那个决定，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
那时候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撤往台湾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摆在吴石面前的，其实有两条道。
头一条道，留在大陆。
这会儿他的身份其实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只要点个头，就能亮出地下党的身份。
凭他的资历，这就叫功德圆满，往后日子里能挺直了腰杆走在阳光下，享受胜利者的那份荣耀。
第二条道，跟着蒋介石去台湾。
这摆明了是一条绝路。
那时候的台湾，风声紧得要命，蒋介石正红着眼搞内部清洗。
顶着国防部次长的帽子搞潜伏，跟坐在火药桶上抽烟没区别，稍微有点火星子就是粉身碎骨。
换作任何一个讲究“划算”的普通人，肯定二话不说选第一条。
可吴石心里的算盘，打得跟别人不一样。
他看重的是“分量”。
留在大陆，他也就是千百个解放军将领里的一员，多他一个不多。
可到了台湾，在国民党的心窝子里，国防部次长这个位置能起到的作用，那是谁也替不了的。
一份台湾兵力部署的图纸，搞不好能顶得上千军万马，能让解放军将来渡海的时候少流多少血。
为了这个“最大的分量”，他选了那条最险的道。
当吴石迈上飞往台湾的舷梯时，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副官王正钧，也默不作声地做了同样的选择。
王正钧这可不是瞎凑热闹。
他的领路人是聂曦的堂兄，在这个小圈子里，他和吴石既是上下级，也是战友。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一去意味着啥——他们不再是马上要迎接天亮的胜利者，而是要一头扎进最黑的深渊里去。
这是一种极其冷静的舍身精神：我知道前面是死，但这死能换来更值钱的东西。
到了台湾那头儿，这个潜伏小组干活的效率快得吓人。
吴石利用职务之便，搞到了大批国民党在台兵力部署、防御工事图这类顶级机密。
王正钧作为副官，在边上打下手，处理各种机要事务，配合得那叫一个天衣无缝。
在那个白色恐怖吓死人的节骨眼上，他们硬是在眼皮子底下，搭起了一条通往大陆的情报专线。
要不是出了叛徒，这条线没准还能用更久。
1950年刚开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变节。
这个级别的干部反水，那后果简直是灾难性的。
特务机关顺藤摸瓜，没费多大劲就查到了吴石头上。
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老蒋先是愣在当场，紧接着火冒三丈。
国防部次长居然是共产党？
自己最倚重的“左膀右臂”，居然一直在背后捅刀子？
这种被身边人背叛的滋味，让蒋介石彻底发了疯。
1950年6月，吴石将军和副官聂曦等人慷慨赴死。
但这事儿没完。
国民党的情报机器还在转，很快就锁定了吴石身边的另一个人——王正钧。
这会儿，王正钧面临着这辈子最后一场，也是最难的一场博弈。
被抓进去后，特务们对他下了死手。
皮鞭像雨点似的往身上招呼，从头到脚没一块好肉。
每天早上，他不是睡醒的，是被伤口疼醒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特务们想干啥很清楚：撬开他的嘴，拿更多证据，最好能再咬出几个人来。
就在这时候，王正钧使出了一招绝的——“死不认账”。
这不光是骨头硬，这是一种战术。
虽说吴石已经暴露了，但王正钧级别不算高，特务手里捏着的直接证据其实少得可怜。
只要他不张嘴，不签字，不供出新名单，特务们想在法律程序上把他钉死还真不容易。
只要证据链扣不上，按国民党当时的军法，他就有活命的指望。
事实证明，这一招起初还真管用。
面对这么个打死不吭声、又缺物证的嫌疑人，军法处的判官们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没法直接判死刑，只能先给个7年有期。
从某种角度看，王正钧在审讯室里的这场攻防战，是打赢了的。
他扛住了严刑拷打，扛住了威逼利诱，死死守住了同伴的秘密，也给自己争来了一线生机。
但他漏算了一个变数：蒋介石的脾气。
在那个特殊的关口，蒋介石要的压根不是“公正审判”，而是“报复的快感”。
吴石案让蒋介石脸面丢尽，整个国防部漏得像个筛子，这让他觉都睡不踏实。
杀一个吴石根本消不了他的火，这股邪火需要更多的血来浇。
当王正钧的判决书递上去的时候，蒋介石眼里的不是一个“证据不足”的嫌疑人，而是吴石的“余党”，是那个让他恨得牙痒痒的红色影子的一部分。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判官们想用法律的逻辑（7年、15年、无期）来解决问题，可蒋介石直接用了独裁者的逻辑。
既然是吴石的人，那就得死。
有没有证据不重要，判得合不合适也不重要。
1950年8月，王正钧被押上了刑场。
那个曾经在审讯室里咬碎了牙、皮鞭抽在身上一声不吭的汉子，这会儿依然昂着头。
从被抓到行刑，他没给敌人留下一句有用的口供，也没卖过任何一个战友。
他拿命完成了最后的任务——把线索切断，保住组织。
虽说他没能像盼着的那样，等到胜利、回家的那天；虽说他和吴石将军一样，倒在了天亮前最黑的那一刻。
但回过头看，他们当年的那笔账，其实是算赢了。
他们送出去的情报，让党中央把台湾的局势看得透透的；他们在敌人心脏里钉下的钉子，让国民党高层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都在猜“谁是共党”，把敌人的军心搞得乱七八糟。
所谓的英雄，并不是生下来就是铜头铁臂。
他们只是在生死关头，算了一笔大账。
为了那个更大的目标，他们乐意把自己这条命，当成最小的成本给付出去。
至于最后是7年还是死刑，对于早就把生死看淡的王正钧来说，或许早就无所谓了。
就像他走向刑场时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那哪是阶下囚的眼神，那分明是胜利者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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