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壶滚烫的茶水，不偏不倚，正对着伪北平市长王揖唐那张堆满假笑的脸泼了过去。
茶叶子糊了他一脸，热气烫得他直跳脚。
胡同里，死一般的寂静。
王揖唐带来的那帮随从和保镖全都看傻了，没人敢相信，在这日本人说了算的北平城里，竟然有人敢这么对待新上任的市长。
泼茶的是个老头，瘦得像根竹竿，穿着身洗得发白的旧长衫，须发皆白，但那双眼睛，亮得吓人。
他叫刘春霖，论起来，还是王揖唐考进士那年的同科，而且是名头最响亮的那一个——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状元，大清朝最后一个，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
王揖唐是来“请”这位老同年出山的。
日本人想在华北弄个好看的门面，需要几个有声望的中国读书人来撑场子。
王揖唐自个儿已经跳进了这浑水，盘算着把刘春霖也拉下来。
状元郎啊，这名头多响，请他当个伪教育部长什么的，不光彩吗？
他带着厚礼，满心以为一个过气的旧时代文人，见了高官厚禄哪有不心动的道理。
可他算盘打错了。
刘春霖连门都没让他进，直接在门口堵着，等他说完来意，就是一壶热茶。
“我就是饿死街头当乞丐，也绝不给你这汉奸做事！”
老人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钉子，砸在王揖唐脸上。
王揖唐脸上挂不住，又羞又气，带着人灰溜溜地跑了。
第二天，报复就来了。
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的车堵死了胡同口，一群人凶神恶煞地踹开刘家大门。
那不是抄家，那是纯粹的毁灭。
他们把刘春霖当宝贝的书桌劈了当柴烧，把他珍藏了几十年的名人字画、古籍善本、碑帖拓片，能抢的抢走，抢不走的就撕个粉碎。
一夜之间，一个翰墨飘香的书香门第，就剩下三间空荡荡的破屋子。
家里被糟蹋成这样，刘春霖没掉一滴眼泪。
他只是默默地从废墟里找了块破木板，拿起那支当年在紫禁城里写下状元策论的笔，蘸着墨，在板子上写了八个大字，挂在了自家门楣上：
民心如秤，天理昭然。
这字，是写给那些强盗看的，也是写给全北平城的老百姓看的。
一个读书人的骨头到底有多硬，得从他登上的那座最高峰说起，那座顶峰，恰恰也是悬崖的边上。
回到1904年，那年是光绪三十年，也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
为了给老佛爷祝寿，朝廷特地开了恩科。
三十二岁的河北肃宁人刘春霖，背着个小书箱就进了京城。
他从小家里穷，是爹妈送到伯父家养大的，读书是他唯一的出路。
这人天生就是块读书的料，脑子灵，手也稳，进了保定最有名的莲池书院，拜在了大教育家吴汝纶门下。
吴汝纶这人不一般，不光教学生读四书五经，还弄来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讲西方的玩意儿。
刘春霖在那儿，既学了一身传统士大夫的本事，也开了眼，知道世界早就变了样。
殿试那天，刘春霖凭着一手漂亮的馆阁体小楷，文章也写得滴水不漏，让阅卷官们都挑不出毛病。
本来，主考官们商量着，把头名状元给了广东来的朱汝珍。
可卷子递到慈禧老佛爷跟前，事情就变了味。
老佛爷一瞅这名字，心里就不舒坦。
那不是前朝皇帝的姓吗？
再看“珍”字，又让她想起那个让她头疼的珍妃。
最要命的是籍贯，广东。
那地方在晚清可是“乱党”的窝，从洪秀全到康有为、孙中山，没一个让她省心的。
老佛爷当即就把朱汝珍的卷子往旁边一扔。
再拿起刘春霖的卷子一看，嘿，顺眼多了。
“春霖”，春天的甘霖，好兆头啊。
籍贯“肃宁”，肃静安宁，这不正是她老人家盼着的吗？
再加上那一笔字，写得是真漂亮，匀称饱满，跟印出来似的。
老佛爷心里痛快，拿起朱笔，大笔一挥，刘春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状元。
可他这状元，当得实在有点尴尬。
他以为自己从此青云直上，光宗耀祖了。
谁知道，就在第二年，1905年，清政府一道谕旨下来，宣布废除科举。
考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到他这儿，画上了句号。
刘春霖这个“状元郎”，成了历史的绝唱，他成了最后一个。
时代这趟列车，不会因为谁是状元就停下来等你。
大清朝眼看要完，赶紧派刘春霖这些新科进士去日本留学，学点新东西回来救急。
这位旧制度里爬出来的状元，就这么去了东京法政大学，硬着头皮啃起了西方的宪法和行政管理。
1908年回国，他也被委以重任，想让他用新知识给老王朝续命。
可没几年，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清朝没了。
刘春霖没了效忠的朝廷，干脆躲了起来，不问世事。
直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知道他这个末代状元名气大、人品好，字也写得漂亮，就把他请到总统府当内史，管管文件礼仪之类的闲差。
后来不管总统怎么换，黎元洪也好，冯国璋也罢，都对他客客气气的。
大家看重的，是他这个“状元”的符号，还有他那手谁也比不了的楷书。
但在北洋政府那几年，刘春霖是真看透了。
军阀们你争我抢，今天你上台，明天他跑路，整个官场乌烟瘴气。
他想为教育做点事，提议增加教育经费，结果处处碰壁，被同僚排挤。
他觉得没意思透了，这些当官的，没一个真心想为国家做事。
1928年，北伐军进了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刘春霖二话不说，把所有官职都辞了，彻底告别了仕途。
他没留在京城当名士，也没去南京谋新职，而是带着积蓄回了河北老家，自己掏钱办学堂，教农村的孩子们认字。
在他看来，官场那趟浑水，远不如孩子们的读书声来得干净。
赶上1928年河北大旱，饿殍遍地，他又散尽家财，带着几十户活不下去的乡亲，一路北上，跑到内蒙古包头的荒地上开垦，建了个“河北新村”。
他还亲自给张作霖、宋哲元这些有兵权的实力派写信，为村民们要种子、要农具。
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什么状元老爷，就是个带着乡亲们找活路的老村长。
好日子没过几年，“九一八”枪声一响，日本人来了。
国难当头，刘春霖在河北新村的大门上挂了副对联，写的是收复失地的决心。
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他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也来了。
日本人占了华北，急着找些有头有脸的中国人出来装点门面，证明他们不是侵略，是来“共存共荣”的。
刘春霖这个“末代状元”，自然是他们眼里的一块金字招牌。
最先来的是伪满洲国的人。
1935年，伪总理郑孝胥派人带着溥仪的“圣旨”和重金找到他，请他去长春当“教育部长”。
刘春霖看都没看那些礼物，直接讓人把东西扔了出去，回了八个字：“君臣之义已绝，恕难从命。”
后来，各种威逼利诱就没断过。
有日本商行的老板托人带话，说是想请他给新开的店铺写块牌匾，价钱好商量，“一字一金条”。
刘春霖听完，把那个来说情的人直接轰出了家门，还撂下一句话：“你告诉他们，别说一根金条一个字，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想让我给日本人写字，门儿都没有！”
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彻底惹毛了日本人和那些铁了心当汉奸的。
这才有了1940年，王揖唐上门“请”，结果被泼了一脸茶的那一幕。
家被抄了，字画古董没了，刘春霖一夜之间成了真正的穷光蛋。
可他没趴下。
为了吃饭，快七十岁的老状元，居然在街边摆起了地摊，卖字为生。
他每天就在街角铺张纸，给过路的老百姓写写对联、墓志铭什么的。
他收费很低，碰上穷人，干脆分文不取。
有人劝他，您这字金贵，多要点钱啊。
他摇摇头说：“我的字是给受难的同胞写的，不是卖给钱的。”
寒冬腊月里，他就穿着那件旧官服改的破棉袍，冻得直咳嗽，一边哆嗦着，一边挥着笔。
那支笔，曾在金銮殿上写下过治国平天下的策论，如今却在寒风中，为挣几文钱的活命粮而书写。
期间，还有不死心的汉奸捧着金条来求字，都被他连人带钱骂了回去。
他的笔，可以为了活命，可以为了同胞，但绝不能沾上一丝一毫的脏。
他还用自己的名声，悄悄地保护着同胞。
当时很多人想逃出日本人的魔爪，但出城需要有信誉的保人。
刘春霖知道后，就用自己的名章给那些素不相識的人作保，愣是帮着不少家庭逃出了北平。
1944年1月，在贫病交加中，刘春霖因为心脏病突发，在北平的破屋里去世了，终年73岁。
他临死前留下遗言，不许任何伪政府的人来吊唁。
他死的时候，家里穷得连口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
可出殡那天，北平城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士农工商，自发地站满了街道，默默地送这位老状元最后一程。
王振良. “末代状元刘春霖的民族气节”.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0(2): 33-35.
赵本义. “末科状元刘春霖的骨气”. 《文史杂志》, 1993(1):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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