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距离会议结束还不到半小时，毛主席突然停下对稿纸的批注，抬手唤向后排的王任重。那一声“任重同志”在会场里格外清晰。“姚雪垠写的《李自成》，不错，要保护，让他写下去。”主席话不多，却掷地有声。短短一句，为一位作家的命运按下了“安全键”，也让现场几位省委书记心里跟着一紧——那个特殊年代，能得到这层保护并不容易。
王任重走出勤政殿时，天色已暗，他第一时间拨通武汉市委热线。电话那头宋侃夫只回了七个字：“立即落实，绝不出错。”于是，当晚市里多了几道“明里暗里的关照”，姚雪垠却浑然不觉，仍伏案修改第二卷稿子。倘若没有这道指示，后来那部五十多万字的巨著很可能中途夭折。
故事要往前追溯二十九年。1937年“卢沟桥炮声一响”，北平青年姚雪垠丢下行装，决定留下来写战地通讯。他写过“差半车麦秸”，写过“牛全德与红萝卜”，文坛正流行口号体，他偏要用活生生的人物说话。那股不同寻常的写实劲儿，让《新华日报》编辑部眼前一亮。周恩来在重庆见到他时，专门点名：“你的稿子，我要给整风会做参考。”透过一句肯定，姚雪垠明白了写作的分量——不仅是文学，更是武器。
1949年后形势剧烈变化，文学圈同样漂浮不定。1957年，他立下心愿：写一部真正的历史长篇，把农民起义的波澜写透。起笔不久，反右风潮席卷而来，纸张、资料、静心，全成了奢侈品。姚雪垠愣是咬牙守在武汉的小屋里，从废旧报纸背面抄初稿。那一年他常说一句话：“写不出不罢休，写出也许就有路。”
转机发生在1960年。武汉市文联诗人李冰来访，把厚厚一沓初稿通宵读完，只留下一句话：“一定写下去，别停。”随后程云表态，市委同意为《李自成》开绿灯，住宿、资料、补贴一并解决。半年后，第一卷脱稿，40多万字。出版社审稿人看完后在意见栏写了两个字：“可印。”简短，却是对作家最大的宽慰。
1962年《李自成》第一卷正式上市。一册新书顺着邮路寄进中南海，秘书递到主席案头。毛主席翻了几夜，对旁人说：“这类历史题材，放胆写，骨头要硬。”也正因此，1966年会议休息那几分钟里，他才会专门叮嘱王任重——写作环境越是风高浪急，保护越显珍贵。
得到这份“护身符”后，姚雪垠继续沉在资料堆里查小档、翻旧志。面对成山的史料，他常自嘲：“像掀土豆，刨上一层还有一层。”他在创作笔记里写过一句颇带倔气的话：小说不是考据，但一处差错就会毁掉人物的气节。这种近乎苛刻的态度，使得后来三册合计超过一百万字的第二卷，几乎看不到史实硬伤。
《李自成》第二卷问世那年，印刷厂门口排出长队，很多读者一边翻一边议论：“写农民起义还能写得这么沉得住气，难得。”消息传到北京，邓小平看完后批示：“此书可读，有困难要帮。”一句体恤，让姚雪垠再无后顾之忧。有人问他当时的感受，他只淡淡回了四个字：“能写，是福。”
后来，国内外评论层出不穷，有赞有挑剔。可在文学史留名与否，对姚雪垠而言并非首要。更重要的是，通过李自成的悲与壮，留下一份对历史、对农民、对苦难中国的冷眼审视。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保持“调查采访先行”的老习惯——哪怕晚年腿脚不便，仍托人把豫鄂交界的丘陵地形图铺在桌上研究，生怕一个地名写错。
姚雪垠晚年谈到这段经历时，用了两个字：“幸运。”幸运有周恩来的激励，有地方党委的支援，更有1966年那句关键的“要保护”。试想一下，如果当年会议室里主席没有挥那一下手，湖北文坛大概少了一部代表作，近代农民史的文学呈现也就缺了一块拼图。
时代滚滚向前，文字却能固化记忆。《李自成》的价值，正是让后人看到：农民军的沉浮，权力更迭的残酷，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的绞缠。毛主席当年“保护”的嘱咐，实质上是在守护一种敢写、能写、愿写的精神。今天，翻开那部书，还是能听见行间字里微弱却坚定的回音——认真写历史的人，总有人为他撑一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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