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1年，西域大宛国的都城贵山城下，汉军将士的呐喊震彻云霄。
经过数年苦战，这座因藏匿汗血宝马而激怒汉武帝的城邦终于被攻破。消息传回长安时，朝堂之上一片欢腾。
汉武帝站在未央宫前，接受百官朝贺，脸上洋溢着开疆拓土的自豪。
大将军李广利身披铠甲，被册封为海西侯，享食邑八千户。
参与战争的将领们个个加官进爵，获得良田美宅的赏赐。而那些为军需提供粮草、铁器的富商大贾，也因垄断贸易而赚得盆满钵满。
翻开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每当战争的号角吹响，总有一群人比任何人都更为积极。
首当其冲的，是手握最高权力的帝王。
对两汉的帝王而言，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巩固皇权、彰显国威、化解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初，面对异姓王割据的局面，毫不犹豫地发动战争。
先后铲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通过战争将权力集中在中央，为汉王朝的稳定奠定基础。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对匈战争的持续推进，更是帝王意志的直接体现。
对外，击败匈奴可以洗刷汉初和亲的屈辱，彰显大汉天威。
对内，战争能凝聚民心，转移百姓对民生困苦的不满。
同时以“抗击外族”为名，推行盐铁官营、铸币权收归中央等政策，打击豪强与富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一生发动数十次大规模战争，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东讨朝鲜、西通西域，每一场战争都服务于他的帝王抱负。
即便到了晚年，国力空虚、流民四起，他依然没有停止征战的脚步。
直到发布《轮台罪己诏》时，才不得不承认战争带来的创伤。
对汉武帝这样的帝王而言，战争是实现个人野心与帝国强盛的最快路径。
疆域的扩张与皇权的巩固，足以让他们无视战争带来的巨大代价， 东汉的帝王们同样继承了这一逻辑。
汉明帝时期，窦固率军出击北匈奴、收复西域，背后是东汉王朝希望重现西汉荣光、巩固统治的诉求。
汉和帝时期，窦宪率军北击匈奴，在燕然山刻石纪功。
这场战争看似是为了平定边患，实则是汉和帝借助军功打击外戚势力、树立皇权权威的手段。
对两汉的帝王来说，战争的胜利意味着至高无上的荣耀与绝对的权力，这种诱惑足以让他们成为战争最坚定的推动者。
仅次于帝王的，是渴望通过军功改变命运的武将群体。
在两汉，军功是武将们追求荣华富贵的唯一捷径。
汉朝的军功爵制规定，士兵斩敌首一级，可获爵位一级、田一顷、宅九亩，而将领若能立下大功，更是能封侯拜相，跻身统治阶层。
这种丰厚的回报，让无数武将对战争趋之若鹜。
除了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名将，还有许多中下级武将甚至普通士兵，也将战争视为改变命运的赌注。
对这些武将而言，战争是他们摆脱卑微出身、获得权力与财富的唯一机会，因此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战争的到来。
与武将群体紧密捆绑的，是追逐利益的豪强地主与富商大贾。
战争对普通百姓而言是灾难，但对豪强与富商来说，却是难得的发财良机。
两汉时期，战争所需的粮草、衣物、武器、马匹等军需物资，大多依赖民间供应，这为豪强与富商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西汉初期，刘邦平定异姓王的战争中，许多豪强地主通过为军队提供粮草和武器，积累了巨额财富。
到了汉武帝时期，对匈战争规模空前，军需供应成为帝国的头等大事。
富商大贾们趁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甚至垄断了盐、铁、马匹等战略物资的贸易，从中赚取暴利。
对豪强地主与富商大贾而言，战争带来的是源源不断的财富和扩张势力的机会，因此他们天然地站在支持战争的一方。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便是盘踞在边境的官吏、豪强与少数民族首领。
两汉的边境线漫长，与匈奴、羌、百越等少数民族接壤，边境冲突频发。
对这些边地势力而言，战争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获取利益的重要途径。
此外，在两汉的战争狂热中，还有一部分儒生也成为战争的支持者。
许多儒生认为，汉朝作为“天朝上国”，有责任讨伐“蛮夷”，扩张疆土，传播中原文明。
这些儒生的言论，为战争提供了道德和舆论支持，进一步推动了帝王和武将的战争热情。
然而，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最喜欢打仗的这些群体，却从来不是战争代价的承担者。
帝王坐在未央宫的龙椅上，享受着战争带来的荣耀与权力；武将封侯拜相，坐拥良田美宅。
豪强富商赚得盆满钵满，扩大自己的势力；边地势力趁机扩张，巩固地位。
而那些为战争付出生命与血汗的，永远是普通百姓。
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奔赴战场，成为刀下亡魂；他们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在饥荒与战乱中流离失所。
历来战争的红利都被少数人瓜分，而代价却由多数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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