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养人，也拴人。它把我托到外头看世界，自己却慢慢褪了颜色。眼下还有太多事要做，可偶尔抬头看月亮，总觉得还是老屋头顶那个最亮。
老家不大，东屋西屋加一间偏房。
院子东南角用石棉瓦搭了个棚子，里头盘着大灶台，逢年过节，蒸馒头、炸油糕都在这里，平时堆着锄头、铁锨和成捆的玉米秸。
老家又感觉很大。
东屋的大通炕能躺下我们一家五口。白天被褥卷在炕角，就成了我们兄妹嬉戏的地方。屋的正中间是石料做的条几，上面摆着一台上海牌座钟，钟摆一直晃到我们都搬走的那天。
缝纫机是紧挨着炕沿的，机头上总搭着块布，母亲就在这里给我们缝缝补补。入冬后屋里的煤炉子烧得通红，父亲把漏底的铁盆倒扣在炉口，揪块面团往盆边一贴，一个个烧饼就滋滋响着冒起白烟，外焦里软又香脆，烫得我们用两手倒腾着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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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屋堆着米面粮油，母亲的案板是永远沾着面粉的，吃的最多的还是母亲的手擀面，小时候吃不出来，长大了想吃却没了时间。
水缸里永远放着一个瓢，夏天放学回到家，就是先舀起一瓢水痛饮。后来，西屋腾出块空地给我安了床，夜里老鼠在粮囤后头窸窸窣窣地跑，倒成了我的睡前故事。
院子里那棵笔直的梧桐树蹿得比屋檐还高，知了藏在叶缝里吊嗓子。夏天，我们就在树荫下支起四方桌悠闲吃着饭。院角还有一颗石榴树，每年结的果子总被鸟啄去大半，母亲会挑几个最大最红的摆在堂屋的供桌上。最实在的还是那颗枣树，青枣脆甜，红枣晒干后蒸的枣馍能吃一冬天。墙角的鸡窝猪圈早空了，可墙角那口腌菜缸还在，爬满深绿的苔。
前些年回去，发现院子小得三步就到头。砖缝里钻出的野草漫过脚踝，房屋都塌陷了很多。离家已近二十年，梦里还常见煤炉子的火光，听见缝纫机咔嗒咔嗒地转。那些守着枣树等果红的午后，比写字楼里的光阴更鲜活透亮。
（高波涛，作者系人民日报《民生周刊》杂志社运营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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