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为适应现代化、正规化发展，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撤裁，大军区一级由原来的11个缩至8个，减少了冗余机关。
在大军区的改制中，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有过一次很大的变动，上面很早就“吹风”要保留昆明、撤去成都，1985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商议的结果也是如此，让昆明军区预留资源进行接收准备。
然而短短的一个月后，军委常委会调整方案，决定以成都军区为主合并，撤去昆明军区建制。此动作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纷纷猜测背后发生了什么。
当时昆明军区是唯一一个还在作战的大军区，位置至关重要，突然撤裁军心或多或少会受影响。既然如此，中央为何还要冒着风险，做出这看似不寻常的举动呢？
这次巨大变化的背后，有一个关键人物是原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他以超强的战略眼光做了一番分析，让军委领导重新思考两地孰轻孰重，最终为长远计，将重心定在了成都。
而王诚汉传奇的不止这一点，军区改制不久，他就主动离休，手续都已办好。
然而仅过去两个月，军委又将他召回委以重任，1988年还获得上将军衔，军衔方面，他这个皮旅出来的老红军，比老领导皮定均还高。
王诚汉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红25军出身，历史上担任过红88师264团团长、抗日军政大学4大队队长、河南军区豫西支队35团团长、中原军区1纵1旅1团团长等职。
其实中原突围不仅让皮定均闻名，王诚汉也在此战中崭露头角，当时部队强行穿插，众人都无比疲惫，而国民党军在大别山青风岭这个关键隘口设下重兵防备，准备将皮旅堵死。
据王诚汉回忆此处的地势：“南边是高得都快戳到天上去了、特别险峻的天柱山，人和马都没法走；北边是淠河支流，那水哗哗地往下流，又深又急，不好过去。就青风岭上有那么一条小道，可这山势还特别陡，有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劲儿”。
彼时国民党军已将高地占住，用轻机枪、重机枪搭好火力网，封锁了山道中间唯一的石板路。皮定均见此情况，当即给1团下令强行突破，并让2团绕到右边掩护。
王诚汉也知眼下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耽误不得，便亲自率部发起冲锋，在他的鼓舞下，1团指战员个个拼命，2团的牵制也让敌出现慌乱，激战一个多小时后，我军顺利拿下这道天险。
此战中王诚汉表现出的勇气与决心，让皮定均非常欣赏，后来每遇艰难局面，就会调1团去实现突破。
1945年7月20日，皮旅跨过津浦铁路，进入苏皖解放区的盱眙县，完成了自己的艰难突围征程。王诚汉感慨：“一团一路上打了好多难打的仗，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没垮掉，在全旅里减员也最少，主要是团党委在思想工作上费了大劲，啥时候部队士气都特别高涨”。
之后皮旅先是在粟裕麾下战斗年余，1947年12月接到命令，开赴晋南编为晋冀鲁豫13纵37旅。
有意思的是，这次调动“皮旅”的皮定均被留在华野，主力则辗转至华北战斗，王诚汉因而开始跟随徐向前，历任华北13纵37旅旅长、18兵团61军181师师长等职。
抗美援朝时期，181师与180师同在60军，不过王诚汉率部打出的成绩要好得多，第五次战役并未吃大亏，此后还接连立功，回国后就持续得到重用。
1969年，王诚汉出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3年后转为正职。正是在他任上，要撤并成都军区的消息，传到了大西南。
1985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减少员额100万的战略决策，并部署落实的步骤和措施。
会议最初提交讨论的方向，是将成都军区合并至昆明军区，所以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政委谢振华很坦然，他们向军委汇报了成都军区合并到昆明军区有关问题的初步方案。
而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政委万海峰心情就很复杂了。他们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军委最终作出定点昆明的决定，我们无条件地坚决执行。在军委最后确定之前，出于公心，着眼大局，我们要把想法按程序向上反映。
之后王诚汉就找了个机会专门去拜访老首长洪学智：老首长，您是做后勤工作的，您也知道西部条件有多艰苦。我非常拥护中央合并军区的决定，但军区机关的具体位置能不能再改一改？
洪学智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考虑，示意他说出理由。王诚汉只用一句话就打动了洪学智：昆明调不了西藏。
随后王诚汉详细说明成都军区的重要性，如果撤裁，至少将来的几十年里西藏方向、南线战备以及对印边防都会陷入被动。从成都起飞部队，能在5小时内抵达藏南、滇西、青海南部，是最稳定的调兵枢纽，辐射川、滇、藏三角。
而昆明则需要翻山越岭，还得空运中转，如遇紧急且重大的战事，反应速度会跟不上。虽然目前昆明军区还在作战，但这种战争是阶段性的、是局部的。等南疆战事结束，昆明在物质基础和战略地位等方面就不及成都了。
这些想法，洪学智很认可，就让他做成材料递上去，让中央首长们考虑。
之后的经过，在《王诚汉回忆录》里就有记述：
“我把成都军区参加会议的几位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谈了我的想法，叫他们抓紧起草《关于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定点问题的几点想法》的建议信。信写好后，征得万海峰政委同意，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分别送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和杨得志、余秋里、张爱萍、洪学智副秘书长...在军委扩大会议分组讨论会上，我又和万海峰政委按照这封建议信的内容，作了联名发言。会议内部简报刊登了我们的发言，发给与会人员并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和军委首长。”
军委领导们此后几番讨论，最终被王诚汉说服。6月3日上午，总参谋长杨得志宣读军委对这次整编讨论后的15点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成都、昆明军区合并，机关定在成都。事情成为定局。
虽然王诚汉是成都军区司令员，但他并非为个人计，而是从全局、从未来着眼，提出更有利于国家的建议。在中央确定政策后，王诚汉主动提出离休，6月5日傅全有就接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王诚汉迅速办理离休手续，随后前往北京生活，此时的他已经68岁，准备安享晚年了。
1985年10月3日，王诚汉正在解放军总医院疗养，时任总政干部部部长的李继耐来到他的病房，简单慰问过后，说出此行的目的：军科缺个‘顶梁’。首长要你去，不是征询，是通知。
王诚汉听后愣住了，自己才退下来4个月，而且现在中央正号召干部年轻化，这合适吗？可李继耐告知这是军委讨论过后决定的：“军科需要一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同志坐镇，研究院不是操枪，但也得打硬仗。”这时王诚汉还没有给出答复。
思考几天后，李继耐于10月10日再次拜访，王诚汉给出的答案就很干脆：去！但先给我一周时间，回趟成都跟老战友告个别。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再披战袍，非功名所累，乃职责所在。”
11月，邓公签署任命令，王诚汉成为军事科学院政委、党委书记。纵观王诚汉的履历，其实一直都是在前线打仗的军事干部，为何要将他放到研究性质的机构中呢？且还是政委。
其实中央也有考虑，当时的军科院多是“读书型将领”，很多研究成果脱离了战争，将王诚汉调过去，就是希望他将把几十年的作战经验，变成文字，变成新的军事思想。
后来王诚汉也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制定了新的工作方向，并带头编写新教材，有研究员回忆：“老司令不写报告，直接就把你拉茶室里谈，三句讲不到点子上就让你重来。”
军科院的档案里至今仍保留着他署名的两份内部意见：一是对“滇藏方向应急支援时间”的建模，一是对“印缅边境通路变化”的实地反推。全是手写图纸，上面密密麻麻是他的批注，这是没有经历实战的人无法做到的事。
军委请王诚汉回来，是因为那个年代懂打仗的人太少、没什么有人可以把战场还原进图纸，事实证明，请他回来是正确的。如今的内部资料里仍有一句：“王诚汉为军科院战区战术研究开创基础。”可见王诚汉的贡献。
1988年，中国再度实行军衔制，王诚汉被授予上将军衔。当天照完相，他笑着对助手说：“肩膀又被压了一颗星，得多干点。”此后他一直在为国防军事努力，直到1990年退出领导岗位。
2009年11月20日王诚汉病逝，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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