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军画作战地图，好让共军来包围——这事儿听着就离谱，可郭汝瑰就干了。
身为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他的笔尖划出的每一条进攻路线，转头就摆在了延安的桌子上。
这份“双重间谍”的日子，他一过就是十几年。
他不是怕死，而是怕自己在那一潭臭水里待久了，忘了自己是谁。
1949年，蒋介石在日记里把失败归咎于“腐败”，这话没错，但太晚了。
郭汝瑰每天就在这群人里头混，跟他们开会、吃饭、喝酒，表面上称兄道弟，心里头却跟走在刀尖上一样。
他亲眼看着前线的士兵连饭都吃不饱，后方的大员们却用美国的援助物资倒卖黄金美钞；他亲耳听着会议上人人慷慨激昂，喊着“剿匪到底”，会后却都在盘算着怎么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调到安全地方。
那整个就是一个空壳子，从里到外都烂透了。
在郭汝瑰眼里，这帮挂着将军军衔的人，大多数连个模糊的影子都算不上，风一吹就散了。
可偏偏就有两个人，他记了一辈子，打心眼儿里佩服。
他自己说，就这么两个。
一个是张治中，另一个是傅作义。
张治中这个人，在那个圈子里显得有点傻。
1949年春天，国共和谈，蒋介石那边压根就没想谈成，纯粹是拖延时间。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去北平就是走个过场，搞不好还有去无回。
郭汝瑰作为张治中的助手，私下里劝他，说南京那边没诚意，您老别去了，太危险。
张治中怎么说？
他说，只要能让老百姓少遭一天罪，哪怕就只有一丁点希望，我也得去试试。
这种“傻气”，他不是头一回了。
时间往前倒推到1945年8月，日本刚投降，重庆城里上下都憋着一股劲要打内战。
蒋介石摆了个鸿门宴，要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派谁去延安接，成了个难题。
去的人，既要有分量，又得是真心想谈的，不能是去做戏的。
这时候，张治中自己站出来了，主动跟蒋介石说，这件事我去最合适。
他觉得，人家是抱着诚意来的，我们这边也必须拿出百分之百的诚意，这不光是政治任务，更是关系到国家能不能喘口气的大事。
在延安，他全程陪着毛泽东，听人家讲怎么建设新国家，回来后他跟郭汝瑰感慨，共产党是真想搞和平建设，这场内战，打不得。
他这人对权力好像天生就不感冒。
淞沪会战那会儿，他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带着兵在第一线跟日本人死磕，仗打得昏天黑地。
可仗一打完，他扭头就跟蒋介石辞了职，把兵权交了上去。
他说，仗打完了，军队是国家的，我一个军人，还是回去干我的老本行，教书去。
在那个有兵就有一切的年代，他这个举动，让所有人都看不懂。
别人是削尖了脑袋往上爬，抓权抓地盘，他倒好，主动把安身立命的本钱给扔了。
其实早在黄埔军校那会儿，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很感兴趣，还私下里找过周恩来，说想入党。
虽然因为规定没成，但他心里头那点念想一直没断。
他始终觉得，两党合作才是正道。
最终，1949年的北平谈判破裂了。
南京的电报催着他回去，他看着周恩来真诚的挽留，再想想南京那边的乌烟瘴气，他决定留下来。
他跟那个自己曾经拼死效忠过的政权，就这么一刀两断了。
郭汝瑰后来回忆说，跟着张治中先生那段时间，看他为了和平跑断了腿，那种精神，真的让人没话说。
再说傅作义，那是个硬骨头的北方汉子。
1949年初，郭汝瑰在南京的作战室里，看到了一份发往北平的绝密电报。
电报的内容让他后背发凉，那是蒋介石给傅作义的死命令：一旦北平守不住，就把城里所有古迹、文物，故宫、天坛，全都炸掉，片瓦不留。
那一刻，郭汝瑰心里就一句话：“傅宜生的胆子，比我想的还大。”
他断定，傅作义不会这么干。
傅作义的军旅生涯，就是一部抗日史。
他不是黄埔嫡系，出身晋军，脑子里就一根筋：守土有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过去十天，南京那边还在吵着“攘外必先安内”，他已经联合了北方五十多个将领，通电全国要求抗日。
1936年，日本鬼子打到绥远，他战前动员的时候，对着手下的兵说：“岳飞三十八岁为国尽忠，我今年也过了三十八了，要是为抗日死了，值了！”
那一仗，他打出了绥远大捷。
到了1940年五原战役，他更是厉害，直接端了日军一个特务机关，还把日军一个中将给打死了，给当时士气低落的中国军队挣足了面子。
郭汝瑰记得有一次开军事会议，有人劝傅作义，说别跟日本人硬碰硬，要“保存实力”。
傅作义当场就火了，拍着桌子骂：“军人的实力是拿来干嘛的？
不打侵略者，留着下崽吗？”
这句糙话，把一个纯粹军人的本分说得明明白白。
就是这么一个硬汉，到了1949年，却面临着一个比上战场杀敌还难的抉择。
手里握着六十万大军，守着一座八百年古都。
南京的命令是“玉石俱焚”，城外的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
打，北平肯定被打成一片焦土，几百万老百姓跟着遭殃；不打，就是“叛变”，他一辈子的名声就毁了。
傅作义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几天几夜没合眼。
他最终把蒋介石的命令当成了一张废纸，扭过头来，派人跟城外的解放军坐下来谈。
他选择让六十万大军放下武器，把一个完整的北平交了出去。
故宫的红墙、天坛的蓝瓦，还有城里几百万人的性命，就因为他这个决定，保住了。
后来毛泽东说，傅作义的功劳，比天坛还大。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打了半辈子仗的将军，脱下了军装，当了水利部第一任部长。
他把战场换到了大江大河上，一干就是二十三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水利工地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1974年，他病重去世，临终前还拉着家里人的手说，要跟着党，好好为国家做事。
郭汝瑰看了一辈子国民党高官的蝇营狗苟，他觉得那不是信仰崩塌，而是那群人根本就没信仰，他们信的只有权和钱。
在那么一堆腐烂发臭的记忆里，只有这两个人的影子是干净的。
一个交出了枪杆子，一个保住了一座城，他们跟那群人不一样。
参考资料：
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5.
傅作义.《傅作义传》. 团结出版社, 2011.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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