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毁1946年达成的政协决议，公然发动内战，谁撺掇蒋介石这样做？|国共谈判|张治中|政协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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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后期，国共关系已经趋于恶化。

为了解决两党关系，国共曾先后进行过三次谈判。

1941年1月，皖南事件发生，两党关系濒于破裂。张治中在事变前曾表示反对，终以孤掌难鸣，未能挽回。

事后他曾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指出：

“对共产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并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产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

蒋介石部分地采纳了张治中的建议。从1942年起，为了解决日趋紧张的国共关系，双方开始进行谈判。

1942年秋，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了第一次谈判。中共方面以周恩来、林彪为代表，国民党方面则派张治中参加。这次谈判一直持续到次年春，虽然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但未获蒋介石批准，最后被搁置下来。

1944年5月，中共又派林伯渠（祖涵）到重庆继续会谈，国民党政府派张治中、王世杰为代表。经过五个月的谈判，因为双方立场相距甚远，未能达成协议。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连遭溃败，国统区出现空前危机，中共则进一步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的建议，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

1944年11月，在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的调停下，国共两党开始第三次谈判，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国民党代表为张治中、王世杰。这次谈判一直持续到1945年夏，但也未能取得结果。上述谈判始终围绕着政治、军事两个方面，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共的地位、中共军队的地位与数量、解放区的地位，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民主改革等。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的争论一直十分激烈。

1、国民党内的“主和派”

当时蒋介石指定作为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几位代表，如张治中、王世杰等人，都在三青团内兼有重要职务，是中央团部的主要负责人，这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自1942年夏以来，就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连续参加了三次国共谈判。但因为双方的距离太大，谈判都未能取得结果，国共关系反而更趋紧张、恶化，对此张治中不能不感到万分焦虑。

当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大家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张治中却一个人闷在家里，忧心忡忡。他认为“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当时两党商谈已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旋涡，他积极活动，力图恢复国共和谈，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内问题。

1945年9月22日，《扫荡报》理、监事会举行联席会议，在会上张治中亲自提议将《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

他认为“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逾五十年，此次抗战经八年的长期奋斗，现已获得最后胜利，我领袖及全国同胞渴望能从此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而全体联合国现正致力于世界永久和平之建立与维持。当此中国与世界正值千载一时的机运，扫荡报为纪念此大时代之到来，及更明显的标举其对于和平之信念与拥护，应特改名为和平日报，以示此报将永远为和平而奋斗。”

该提议经过热烈讨论，获得一致通过，决定自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起，各地《扫荡报》一律改用新名称发行。

此举体现了张治中反对内战、期盼国内和平的诚意。

在参与国共谈判及对外交涉的过程中，张治中逐步形成了“联苏和共”的设想，主张在国际关系上“对美苏平时采取两国并重，战时采取善意中立”，反对向美国“一面倒”之倾向；在国内问题上，主张通过和平谈判，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

张治中坚决反对内战，他在上蒋介石的万言书中明确表示：“关于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此为国人所共同体认与热烈拥护之方针。不宜遽行变更方针，采取其他解决方针也。倘为一时感情之愤激所冲动，或为任何个人与某一地区目前之利害，而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使国家蒙受极不利之影响，职殊未敢苟同。”希望蒋介石顺应历史潮流，坚持和平谈判、政治解决的方针，“决不能轻率从事，作孤注之一掷”。

由于张治中的上述态度以及所处的重要地位，使他成为国民党和三青团内为数不多的“主和派”主要代表之一。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他和张群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政学系”的重要人物。

王世杰与三青团发生联系的时间颇早，1938年7月，三青团成立，他就是最初的31位中央临时干事之一；1939年9月，成立筹备时期中央干事会和监察会，他担任中央常务监察。

1943年3月三青团一全大会召开，成立第一届中央干事会和监察会，他又担任常务监察，并出任中央监察会书记长，是中央团部两位书记长之一。

虽然如此，但王世杰对三青团的工作一向不感兴趣，他在日记中承认：

“予深以负此名义，而于该团×趋向之采定，少所贡献为憾”；又称“予对青年团事不甚感兴趣。二年半来予任该团监察会书记长，不过随时匡正之事而已”；并以中央团部的会议之多且繁为苦。

1944年春，蒋介石指定王世杰与张治中与来渝的中共代表林伯渠，“磋商中共问题之解决”，这是王氏参加国共谈判的开始。翌年，他又奉命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王世杰认为“中苏关系与中共问题分不开”，主张对苏尽量忍耐，并积极设法恢复良好关系；指出“中共问题毕竟是政治问题，非纯用武力所能解决”。对中共主张“宜采取宽和政策”，“下大决心，作一妥协之尝试”，“以示政府觅求解决之诚意”；在具体办法上，则提出“对中共不妨于形式的统一之下，暂采分疆而治之政策；俟国际形势有好转（例如美苏能协调)或有其他变化，再定进一步协调或其他政策”。

2、政协会议的召开

然而，国共双方的对峙使中国面临着内战的危险，国共两党关系成为当时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

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蒋介石采纳了政学系头目吴鼎昌和其他幕僚提出的建议：

“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殷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

蒋为此三次致电延安，主动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来渝谈判。中共方面则为了争取国际、国内各方面的理解，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决定接受邀请，赴渝参加谈判，并准备“做一定的让步”。由此开始了抗战以来国共之间的第四度和谈——即著名的重庆谈判。这次谈判将决定国共之间是战争还是和平，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因此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

8月28日，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蒋介石则指定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作为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

在全国舆论强烈要求和平团结的巨大压力下，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期待下，国共两党代表经过40天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一般称之为“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双方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当时被认为是对于国内和平的重要贡献，使长期战乱的中国终于出现了一线和平的曙光。

张治中对重庆谈判评价颇高，并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认为：

“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

1946年1月10日，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同时，万众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政协会议由38人组成，包括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盟和无党无派人士的代表，主要协商和平建国方案及召集国民大会的有关事项。会议代表分成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及宪法草案等五个小组，分别讨论有关问题。

当时社会舆论对政协会议期待甚殷，认为这是和平解决国内问题“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当前中国的第一等大事”，要求各方代表尽最大努力，“只许成功，不准失败！”对之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政协会议经过22天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了一致，签订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于1月31日公布。政协决议共包括五项内容，在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中，重申了“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原则；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诸项原则。

在协议的其他部分，对国民政府委员会之组成、国民大会之召开、宪法草案之修改、军事问题之解决，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并提出了保障人民自由权利，进行战后经济建设和促进教育文化发展的政策。政协决议通过后，受到了当时社会舆论的热烈欢迎。

但是，政协决议的内容却在国民党和三青团内部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人认为它有得有失，“利弊参半”；有的则认为国民党方面让步过大，因而对之表示不满，甚至主张不予通过。

三青团团刊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宣称：

“在历史上别开生面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是圆满闭幕了，它协议的全文，洋洋洒洒数千言，已向全国人民公布了，我们老百姓，对于这篇协议全文，尚能勉强认为满意，但亦有令人疑难丛生之处。”

文章高调赞美《和平建国纲领》，认为：

“在全部协议中，最成功的，要算《和平建国纲领》，它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它了解了人民的向背，同时它更看出了中国政治的前途，如明定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指导原则，确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与中国政治必需民主化等。确实难能可贵，老百姓非常愉快…这种伟大的阐扬与发现的协议，我们完全五体投地，非常拥戴。”

另一篇署名文章也表示：

“我们愿意对和平建国纲领表示赞美，因为它底内容，和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底政纲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吻合的。”

文章由此得出结论：

“总之，政协会议在本质上虽然是一个妥协的会议，但是却还没有完全动摇革命的原则和立场，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进步的，是具有解决若干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在目前还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的时候，我们愿意欢迎这一会议，而且愿意赞美它若干方面的成就。”

3、搅黄政协决议的人

主张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本来出自国民党内政学系的建议，而为蒋介石所采纳。

以陈立夫为首的CC派一直对此抱有异议，他们认为国共主张相差太远，谈判不仅不会有结果，而且会助长中共的气势。

政协决议达成后，他们又认为国民党让步太多，坚决要求予以修改，并对参加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和政学系大肆攻击，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次政潮。

王世杰称：

“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最为本党同志所攻击者为关于宪草原则之协议。该协议认定国民大会为选民团体不必集会，采用英国式之责任内阁制，并主张省得制省宪。前二者为张君劢等所提议，中共所赞同；后者为中共自为地步之主张。”

于是他们就将攻击矛头集中于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上。

为了商讨对政协决议的对策，平息内部矛盾，1946年3月1日至16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以CC派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非常活跃，态度极为嚣张，他们围绕已经达成的政协决议，对政学系和参加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甚至有人公开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其尖锐程度为以往国民党的会议所罕见。

正如有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

“这次二中全会，的确有些与往年的会议不是一样。大家揭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假面具，展开了每年鲠在喉咙的矛盾：想什么，说什么，你一刀，我一枪，热烈、干脆。”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映了国民党内右翼势力的高涨。

面对CC派的指责，蒋介石在会议讲话中承认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有若干点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要求“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为此会议通过了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提出“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决不容有所违背。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正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定”。

针对政协会议通过的修改宪法草案，会议规定了下述五条原则：

“（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式，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其召集之次数，应酌予增加。（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

实际上否决了政协决议的有关内容。

为使推翻政协决议合法化，国民党又召开了四届二次参政会，很多人在会上攻击“政协不合法”，提出“政协决议要拿到参政会审查”，还有人干脆叫嚣“立即撤消政协会议”。

4月1日，蒋介石在参政会发表讲话，公然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够代替约法。”

政协会议只是“扩大政府的范围，而决不是推翻现在国民政府的基础，另外来组织一个政府”。并进一步威胁说：“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

正如当时舆论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有关决议和蒋介石的上述讲话，实际上单方面推翻了刚刚达成的政协决议的有关内容，并彻底动摇了政协会议的基础。

三青团团刊此时也刊登文章，竭力为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辩护，并大肆攻击中共。

文章指出：

政协协议“不是定案的宪法，不是不可以再由多方面来进一步的研讨；…我们认为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检讨政协会的决议，没有什么可以异议的；国民参政会来检讨这些决议，更是为我们所希望的。这些，不但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顽固，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顽固；不但不是中国国民党的自私自利，而不愿意实行，却正是证明它的光明磊落，而希望真正的能实行，亦正是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没有诚意，把党派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国共和谈与政治协商会议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它试图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内冲突，避免内战，使中国走上和平、统一、民主的道路，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对人民也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