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有人敲响了无锡一户人家的门。
来人说，是来找“博古的女儿”。
屋里应门的是个年过中年的女人，姓刘，神情一紧，愣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们晚了，孩子早就……不见了。”
这事儿，说起来真让人心里堵得慌。
在很多人印象里，博古是那个年纪轻轻就坐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后来在延安整风中被批评得不轻的年轻领导人。
可鲜有人知道，他还有个女儿，叫秦摩亚，1933年出生在上海，名字里带着点浪漫的理想主义气息。
可惜，再美的名字也没能换来一个完整的童年。
那时候博古正忙着奔赴江西苏区，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
孩子刚满月，他就得走。
母亲刘群先也没办法，只能把摩亚托付给妹妹刘素芝——也就是无锡这家人。
刘素芝自己已经有六个孩子了。
家里揭不开锅，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可她还是咬牙把这个外甥女养了下来。
邻里都说，这孩子跟她亲得像亲生的。
小时候，秦摩亚嘴里总是念叨“爸爸呢 妈妈呢”，刘素芝也心疼，就请邻居家姑娘演“妈妈”。
每回那姑娘回娘家，刘素芝就说：“你妈回来了。”孩子信了。
天真地扑上去，叫一声“妈妈”，然后被搂一下，心满意足地回房写作业。
可真相终究藏不住。
摩亚十岁那年，邻居姑娘结婚搬走了。
刘素芝叹口气，只说了一句：“她不是你妈。”摩亚没哭，就是沉默了很久。
再后来，家里实在供不起她上学。
十三岁那年，她开始给人洗衣服、打短工，偶尔在街头摆摊。
一边干活，一边等着那个从没谋面的父亲来接她回家。
可谁也没想到，还没等到这一天，她就不见了。
那会儿的无锡，战乱刚过，秩序混乱。
一个外地来的中年男人，常常带脏衣服来找摩亚洗，嘴上说得客气，眼神却让人不舒服。
刘素芝有点警觉，但也没多想。
一天午后，男人说：“你想不想去重庆？你妈在那儿。”摩亚愣住了，问了句：“真的？”他说：“真的，我可以带你去。”
十三岁的孩子，哪懂什么心机。
她想了想，就跟着走了。
从此没了音讯。
刘素芝找了半年，四处打听，贴告示，问警局，都没结果。
她心里知道，怕是遇到坏人了。
可她不敢跟人细说，只能自己承受。
她把摩亚的照片藏在枕头底下，每天睡前看一眼，轻轻叹口气。
1949年，全国解放。
地方政府开始整理革命烈士的亲属档案，想把这些牺牲了的前辈后人找回来，给予妥善照顾。
于是，找到了刘素芝家。
刘素芝一听组织来人，眼圈立马红了。
她说了实话：“孩子，早就被人拐走了。”
对方脸色瞬间变了。
他们问得很细，甚至质疑她是不是把孩子卖了。
她急了，拍着桌子说：“我一个女人拉扯七个孩子，怎么可能卖她？她是我亲外甥女！”
组织给了她一个期限，说：“要么交出人，要么查办。”
这话刘素芝听得懂。
她急得整夜睡不着，饭也吃不下。
直到有一天，邮差来了，说寄来一封从重庆发来的信。
她手一抖，认出了那个熟悉的字迹。
信是秦摩亚写的。
她说，自己被那个男人带到重庆后就被软禁了，白天做饭洗衣，晚上扫地擦地，连门都不许出。
当时年纪小，哪逃得出去？一直到重庆解放，她才摸到机会，偷偷写了封信寄回无锡。
她说：“我一直记得姨妈家的门前有棵槐树。”
刘素芝抱着那封信哭了一整晚。
第二天就把信交给政府。
很快，解放军出面，把秦摩亚接了回来。
那年她十七岁，个头不高，脸晒得黑黑的，眼神里还有点怕生。
可一见到刘素芝，就扑过去抱住了她，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她被送到北京，才知道父亲博古早在1946年就已经牺牲了。
那一年3月，博古和叶挺、邓发等人从重庆飞往延安，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坠毁，机上17人全部遇难。
事发当天，美军观察组还在延安等飞机降落。
时间一分分过去，信号却毫无回应。
他们广播呼叫，也派人搜索，但山区通讯设施简陋，几乎没有指望。
直到第四天，才有消息传来：飞机坠毁，现场只有三具遗体能辨认，博古是其中之一。
秦摩亚后来在北京生活，由继母抚养成人。
她没再回无锡，但常写信给刘素芝，把每一封信都叫“姨妈日记”。
直到多年以后，刘素芝去世。
她床头压着的，还是那封从重庆寄回来的信。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博古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叶永烈，《红墙见证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李海文，《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辞典》，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1年。
《解放日报》1949年10月档案资料汇编，上海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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