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温饱运动：北平解放前夕，最后一次学潮，如何在人心惶惶中结束|争温饱运动|北大|北平市|北平解放|迁校|郑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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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慢慢变成孤城的同时，北平的经济形势迅速恶化，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更甚于从前的法币。

据北大学生罗荣渠日记所载，1948年10月4日，一袋面粉市价十几元，10月5日涨至30元，10月6日涨至40元。

1、“争温饱”运动

罗荣渠是全公费学生，按月领取当局发放的面粉和副食费，情形尚不算差。自费生面对这种情形则叫苦不迭。

国民政府自1947年开始改公费制为奖学金制，规定自1947级新生开始，奖学金的覆盖比例不得超过20%，且必须学业成绩名列前40%的学生才有资格享受奖学金。此前国民政府财政状况尚宽，故北大当局能一再为学生多争取奖学金名额，对一些不够奖学金资格的学生，以其家在解放区为由而申请“难区”学生救济金。

随着国民政府财政吃紧，北大只好严格执行奖学金政策，1948年秋季入学的440名新生中仅有88人（占20%）享有奖学金，其余均为自费。此时北平物价扶摇直上，一些自费生从家里带了一些盘缠来校报到，原以为至少够用一个月，却很快“贬值得连一星期也维持不了”，另一部分自费生家里的“钱还未寄到，下月伙食无从着落”。四院的大一膳团可以吃到10月12日，沙滩区大一膳团却只能维持到10月8日即须重新缴费。

怎么办？

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北大学生自治会认为，“迎新是开展工作的重要关键”，他们很快领导新生们开展“争温饱”运动。10月9日，大一新生联合起来，成立北大大一自费同学请愿团，派代表去见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训导长贺麟。一开始的诉求是请校方为学生担保贷款贷粮，以解决眼前的温饱问题。郑天挺当即答复可从公费生的面粉中挪借100余袋给大一新生，大一新生的伙食费可以暂缓缴纳。新生们对这一建议不满意，认为“这究竟不是根本解决办法，我们吃了公费同学的面粉，不能看着公费同学也跟着我们一样挨饿；而且，借了他们的面粉自然要还”。

10月11日，新生们再次开会商议，将诉求从请求校方贷款改为要求全体享受公费，在实现全体公费之前，先争取校方贷款。

10月13日，沙滩区的自费新生全体赴训导处请愿。此时，全校正在热议自治会选举到底该采用连记名投票法还是单记名投票法，北大训导处便将计就计，对沙滩区大一学生说：“你们没有资格代表全体，你们只能代表你们自己。”

这些学生只好呼吁四院的自费新生们也一起加入，这样才可称为名副其实的“全体大一学生”。13日上午，沙滩区及四院的300余名自费新生一起到训导处请愿。

训导长贺麟对请愿学生们表示，学校已征得北平市社会局同意，将在近期为每人发1/3袋面粉（相当于全公费生每月主食的一半)。此外，针对学生建议照以往办法以“难区”学生救济金的名义发给自费同学粮食，贺麟表示已有102人申请，要等教育部批准才可以发。这一答复自然还是不能让学生们满意。

就在这时，教授们罢教了。通货膨胀不仅学生难以承受，教授们的生活也深受影响。10月25日，82名教授共同发表《停教宣言》，宣布罢教3天，要求学校一周内借支2个月的薪金。10月26日，北大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亦响应教授的罢教，宣布停教5天。10月27日，北大学生自治会宣布全校学生“总请假5天”，并成立“北大争温饱委员会”。

至此，“争温饱”运动不仅局限于大一新生，教师群体和二、三、四年级的自费学生也加入了进来。

2、最后的抉择

11月1日，学生的“总请假5天”本应结束，但因全面公费的诉求没有实现，全体大一自费生来到校长办公室请愿，要求：

(1)给我们特种救济金（与全公费待遇相同）；(2)特种救济金教育部未答复前请学校暂垫；(3)已申请“难区”救济金及特种公费而教育部未拨下者请学校垫发。

胡适对此一筹莫展，谓这些要求要待教育部批准方可实行，在批准前可由学校担保贷给伙食费。

据当天参与请愿的大一学生乐黛云回忆：

“胡适校长穿着一件黑色的大棉长袍，站在台阶上接见了我们。他很和气，面带忧伤。我已忘记他讲了什么，只记得他无可奈何的神情。”

这次请愿后，胡适一方面电请南京政府“借支十一、十二月份生补费，加发薪津两个月”，以满足罢教的教授们的要求；另一方面，于11月3日、5日两次召集北平5所国立大学的训导长开会商讨学生公费问题。会后决定，自费学生可以申请“难区”救济金，“由学校垫发”，其中，每人每月23袋面粉由于北平缺面粉而改发杂粮，副食费则上涨至每人每月10.5元。

至此，全面公费的目标基本实现，如同一位亲历者回忆的那样：“这次请愿后不久，北大所有尚未享受公费的学生一律给予公费待遇，至少是半公费。”

自治会也就见好就收，很快复课。

11月17日，胡适给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发电报：

务恳将十一、十二月新调整增加之生补费即日电知平行先行拨借，并缓扣以前透支，以为紧急救济之需。此事实有安定人心作用。盼电复。

可见，北大早已透支重重，只待政局决出最后结果。此时距离胡适离开北大已不到1个月。

与北大学生“争温饱”运动同时发生的，是1948年九十月间激烈进行的辽沈战役。10月中旬，锦州、长春相继解放，北平和天津也渐渐被中共军队包围。对平津两地的人们来说，是走是留到了最后决断的时候。

从10月起，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北平富户们纷纷买机票和船票，准备变卖家产向南逃亡，以致报纸上到处登着“‘空房急增’，‘房好价廉’的广告”。

据《新路周刊》报道：“中国、中央两家航空公司门前，每日总拥着大批登记、订票的旅客；旅行社每天也不断接到打听船期的电话。据统计，飞机机位登记已经等到明年六月。”

经济最富裕的人坐飞机走，次富裕的人则从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再由天津坐轮船经海路到上海或南京。

船票一票难求，至11月中旬，“天津已有十二万人在海河河胖上翘望南行”。北大政治系右派学生金承艺便在这时退出所谓“连记名”与“单记名”的争论，收拾行装来到天津坐船南下，后来客死澳洲。

是时闲居北平的余英时亦在10月间举家离平，“这时火车早已不通，飞机又不能多携行李，所以我们改从天津乘船”。

北大农学院保守派学生余传韬亦在此时收到父信，谓“如有战事发生困难，可到天津找黄仲苏先生”。余传韬遂到天津，欲请黄仲苏帮助他南下，没想到黄就势对他展开统战工作：“共产党来了，不会因为你父亲而对你怎样，那是封建社会才有的事。”

余传韬无功而返，回到北大。

3、迁校的争执

向南逃亡的毕竟是明确倾向于国民党的那些人，多数学生则选择与学校共进退，毕竟好不容易才考入名牌大学，如若离开，就等于放弃文凭，甚为可惜。就在这时，传言北大可能整体迁到南方。对这一传言，校方一直没有明确表态，人心也就浮动得愈发厉害。从10月底到12月，迁校问题成为北大学生的中心话题：“民主广场散步的人在谈，草地上晒太阳的人在谈，回三院宿舍途中的在谈。”

由于校方态度不明朗，学生们便利用一切渠道打听迁校的事。

历史系学生罗荣渠在日记中记道，10月31日，他到四川同乡、北大训导长贺麟家里去打听，贺麟决口否认迁校。11月5日，北大法律系在壁报墙贴出“时局严重”的壁报，要求学校明确表态迁还是不迁。直至11月16日，校长胡适给历史系学生讲授“历史研究法”一课，罗荣渠还趁机向胡适打听是否迁校，胡适答：“没有，没有。”

迁校谣言并非空穴来风。10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派督学到北平，商议将北平几所大学照抗战时内迁的办法迁到南方山区。郑天挺从西南联大时期起一直负责学校行政事务，亲历抗战内迁之苦。当听到迁校提议时，他认为这必然导致学校图资仪器的巨大损失，且教授们刚刚结束了8年全民族抗战的流亡生活，此刻稍稍安定，一般不愿再折腾。

此外，国民党政权没有前途，没必要与其同归于尽。在这些因素之外，郑天挺还考虑到一个最现实的因素：物价一日数变，即使领到迁校费也不敷用，交通运输工具也很缺乏，迁校近乎不可能实现。学校的意向虽是不迁，但迄至11月下旬“始终没有正式表示意见”。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也很警惕迁校的倾向。

10月，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平津学运的紧急任务是：“我们是欢迎知识分子参加建设工作的。知识分子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对于迁校及向南逃亡的思想要力予驳斥。”

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华北学联主办的《北大清华联合报》于11月间连续登出一系列驳斥迁校的文章。这些文章一方面从正面论证：“问题的关键不在迁不迁校，而在如何获得读书的安定，如何找到一个较好的环境，使我们的教与学能够正常的继续。”

另一方面举出反面案例进行警示：“谈到迁校问题，大致都否定这个可能性，东北同学和山西同学流亡到平，就是我们前车之鉴。”

最后，竭力打消人们担心留在北平可能性命不保的顾虑：“况北平是文化古都，无险可守，战略价值，不如政治价值，所以不致发生巷战。”

除了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北大学生自治会也数度要求校方就这一问题进行明确表态，校方“一直模棱两可，不作肯定答复”，自治会遂在11月26日通过北大全体学生的决议：“同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迁校。”

意即不管学校迁不迁，反正学生不走。其实，到了此时，平津战役已经打响，从北平往外的通道仅剩天津海路一途，仅从交通条件来说迁校也是不可能的。

11月22日，北大校务会议终于议决：“北京大学从来没有考虑迁移，现在也不考虑迁移。”2天后，这一决议在北大教授会上通过，因没有公开发布，故自治会不知道，这才有全体学生表决不迁的多此一举。

4、“争夺教授”的斗争

由于学校整体搬迁已不可能，南京政府便决定派飞机“抢救”知名教授。

对此，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各大学“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去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更多的教授留下。中共北大地下党随即开展一场“争夺教授”的斗争。

北大政治系助教吴惟诚、西语系讲师俞铭传、哲学系研究生汪子嵩三人组成了沙滩区统战小组。这些人均为青年讲师或助教，与老教授多有师承，由他们去做本系教授的统战工作，正是适得其所。经过分工，决定俞铭传做朱光潜的工作，汪子嵩做汤用彤、罗常培、杨振声等文、史、哲三系教授的工作，吴惟诚做郑天挺的工作。他们直接向教授们亮明自己的党员身份，代表中共方面劝其安心留下。

这场争夺教授运动的动员面相当广，一些低年级学生也被发动去劝本系老师留下，如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乐黛云负责劝说该系教授沈从文。

12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青年部部长陈雪屏连给郑天挺发去两封电报，谓“要走必须早走，如吾兄绝无不可走之义务与责任也"，次日即传言郑要南飞。

12月18日，郑昕、杨人楩、向达等教授联名写信劝郑天挺留下，中共北大地下党也召集学生代表集体挽留郑天挺。郑天挺表示：决不走，从未考虑过走，此事纯为谣言。于是，原要挽留的学生们改为对郑天挺进行慰问。

由于学生、讲助群体以及教授均加入这场劝教授留下的统战工作中，与此同时，走也有走的现实困难——“迁走以后，教授们就得家具都要抛弃，另置新的，在目前物质条件下，更不堪想象”，因此，绝大多数教授没有走。

12月15日，北大校长胡适和陈寅恪乘同班飞机离开北平。12月21日，清华校长梅贻琦飞离北平。其他人大多留下。

不仅教授面临去留问题，1948年秋季之际的青年学生们更要作决断，除了前述金承艺等右派学生选择离开，摆在多数学生面前的几种选择是：回家、去解放区，留在学校以不变应万变。

当战火离北平愈来愈近时，许多南方家长牵挂着远在北方的游子：

这几天，清华园里，邮电收发处特别忙，电报、电汇、航快、挂号，不外是家长们催促子弟南归，同学碰面，不是问：“功课忙不忙？”“明日考不考试？”而是问“你走不走？”“家里有没有信来？”北大校园也是如此：“民主广场上有人相遇时虽然多半是询问‘走吗？’的问题。”

10月10日，罗荣渠与室友段其湘在景山登高，遥望家乡四川的方向，段谓：“恨不得一个跟斗就栽回家了。”

从10月到12月的两个月间，段其湘一直为要不要回四川老家而踌躇。一方面，当时不能确定北平是否会发生巷战，一旦发生，留在北平就会有性命之虞，故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本人，均想在战争发生前离开；另一方面，回乡之后何时能拿到文凭即很成问题，即“走了吧！又觉可惜！”

即便如此，回家的人仍然很多，10月31日，罗荣渠在日记中记道：“北大已有百来人休学南返。”

12月上旬，几经犹豫的段其湘终于决定离平返乡，行前，罗荣渠问他有何未了事，段答：“最重要的就是保留学籍问题。”意即难以割舍在北大的学业。翌年1月，罗为段办好休学手续，使其学籍得到保留。当他们再次恢复书信联系时，已是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

段其湘的家远在四川，回去即不知何日再来，尚须纠结一番。对那些家在北平的学生来说，则不存在这种烦恼，他们几乎立即就选择了回家。

毕竟，家是温暖的港湾。梁思成之女梁再冰当时是北大西语系三年级学生，12月13日，她在北大听到城外有炮声传来，于是给清华大学的家里打电话，发现电话已打不通，当即决定回家。她飞快地骑单车到位于骑河楼的清华大学校车站，赶上最后一班校车回到了清华园。翌日(12月14日)，国民党军败退到城内，城门关闭，校车停开。梁再冰凑巧赶在“城门关闭前的最后一刻”出城回家。除回家之外，还有一些学生在这时去了解放区。中共认为：“学生工作的成果是培养大批为人民服务的干部”。

这在1948年秋冬体现得尤为明显。

此时，解放军已兵临城下，不再需要学生们大搞学生运动，只需“各校留下必要的骨干”等待解放，另外再输送一些进步学生到解放区“学习或工作几个月，平津解放后，即可做为骨干”。

换言之，就是让一批学运积极分子到解放区接受短期政治训练，然后随军入城接管，再以他们为骨干去培训那些留在城里的不够进步的学生。

正如彭真在北平解放初期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