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何兆武（1921年9月14日—2021年5月28日），原籍湖南岳阳，生于北京，历史学家、翻译家。1939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四系，1943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1946年完成西洋文学研究生学业 。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6年起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文|杨海亮，作者授权首发
《上学记》是著名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的回忆录，由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女士执笔。三联书店2006年8月推出初版，2008年9月出了增订版。手头这本《上学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3月初印，2023年12月重印，属增订本。
从2006年到2025年，近二十年后，我才拜读何先生的大作，实在为时太晚。因为业余作胡适方面的研读，或者说胡适是我近年的一个关注点，所以在了解何先生“上学”经历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书中有关胡适的内容。胡适生于1891年，何先生生于1921年，两人相差30岁。而且，通过阅读《上学记》，发现何先生与胡适似乎并无往来。因此，何先生口述中的胡适，实际上是何先生“道听途说”后有关胡适其人其事的“主观印象”和“个人见解”。那么，关于胡适，何先生说了什么呢？
一、自由主义
何先生的口述中首次提及胡适，是在“三民主义的少年兵”一节。何先生在比较北洋时期与国民党时期的异同时提到：
北洋时期，比如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兼容并包”，请的那些教师里面有保皇党辜鸿铭，有黄季刚(侃)，有叛徒刘申叔(师培)。刘申叔也是位国学大师，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又背叛了革命，所以说他是叛徒，但这样的人蔡元培也要。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李大钊，自由主义胡适，陈独秀——现在应该算他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了，他也要。还有鲁迅、周作人、梁漱溟，他都要。（《上学记》第11页）
《上学记》
他人不说，单说胡适。这里，何先生给胡适贴了一个标签——“自由主义”。是的，胡适因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讨论中国问题而闻名，但蔡元培“要”胡适，是因胡适的“自由主义”么？
据蔡元培回忆：“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可见，蔡元培招揽胡适，主要是因为“文学革命”，是看重胡适的旧学功底与新知视野，而非“自由主义”。
胡适对蔡元培的知遇之恩深铭肺腑，曾说：“蔡校长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胡适的话，也证实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而蔡元培当时“包容”的胡适，显然是有“新意见、新思想”的胡适，是鼓吹文学革命的胡适。
再说，胡适1917年9月到北大任教，回国之前，就算他标榜自由主义，如果没有那篇《文学改良刍议》，他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留美学子而已。要不是蔡元培有慧眼、陈独秀做伯乐，别说一回国就做上了北大教授，就是连谋一份文字活儿，怕也是要费尽心力的。
当然，何先生口述中，提李大钊时加了一个“后来的”，如果这个“后来的”也加在胡适身上，那就不便多说了。
二、白话
何先生第二次提及胡适，是因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他说：
白话文到今天真正流行也不过五十年的时间，解放前，正式的文章还都是用文言，比如官方的文件。除了胡适，很多学者的文章都用文言，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大都如此，好像那时候还是认为文言才是高雅的文字，白话都是俗文。（《上学记》第24页）
胡适（1891-1962）
何先生的这句“除了胡适，很多学者的文章都用文言”，让我想起了何先生自己的一段经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大的一个学生毕业前请何先生指导论文。当时正好有学生运动，何先生就说：“你做一个定量分析，看看各种态度的同学到底各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那名学生就做了一个定量的分析，“非常积极者”“积极拥护者”“基本赞成者”“专门念书者”以及“反对者”，各自占比，一目了然。我觉得，何先生的建议很好，用数据说话，用对比分析，让人心服口服。那么，问题来了，何先生此处口述中的“很多”究竟是几多呢？他的“解放前”又是哪个时候呢？
其实，自提倡白话文后，形势比较乐观。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各省区：“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这就意味着白话文作为书面语获得了官方正式认可。1921年10月，胡适在中国大学演讲时说：“数年前曾主张白话，假如止是这样在野建议，不借政府的权力，去催促大众实行，那就必须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发生影响。”可知，白话文的实际推广速度还远超胡适的预期。
何先生的亲历与其说似乎也是矛盾的。何先生说，“我们小时候已经不怎么学文言了”，“小学只正式学过一篇《桃花源记》”，“我进的是西南联大，新文化传统很强，不管学什么专业，一年级国文是必修，规定作文必须是白话，不能用文言，而且教的内容大部分也多是白话，还包括林徽因和徐志摩的”。如此说来，胡适等人主张白话后，文言文与白话文此消彼长，“用文言”者是越来越少。
因此，何先生说的“很多”是不确切的。如果按何先生的建议，也做一个定量的分析，确定一个具体时间，确定一个学者群体，用文言的和用白话的各有多少，也就立马见分晓。如，我手头有田晓青主编的《民国思潮读本》(4册)，里面是民国时期思想界著名人士的著名篇章的汇集。第一卷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杨度等，都是用文言。如果何先生指的是这一时期，那用文言的学者确实“很多”；第二卷是“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这一时期正是白话兴起的时候。随便翻翻，李大钊、何思源、周建人、蓝公彦等，都是用白话，亦即除了胡适，还有很多学者的文章都用白话。再往后，就更不用说了。
三、功绩
何先生第三次提及胡适，是因为人物评价问题。他说：
我觉得，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两种标准，一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在某一专业的研究上，他们也许未必有多大贡献，可是他们对于整个时代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胡适的功绩在于宣传新文化，可以说相当于西方的伏尔泰，都是领导一个时代风气的先驱，功绩是伟大的。（《上学记》第30页）
何先生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了欧阳哲生教授在“探寻胡适的文化世界”时对胡适的评价。欧阳哲生教授说，从1915年起，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各种新的主义、新的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学术界，国学研究层面大为扩展，新的学科体系逐渐建立，呈现“中西交融、古今错落”的气象。这一时期，大家荟萃，各有专精，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的史学研究，董作宾、李济的考古学研究、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钱玄同、赵元任、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欧阳渐、吕溦、汤用彤的佛学研究，冯友兰的哲学研究，金岳霖的逻辑学研究，等等，“他们学有所守，相互切磋，建构了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基本框架”。欧阳哲生教授认为，“若论对此一时期学术文化之风气影响最巨者，则无出于胡适之右”。的确，在细分领域，成就能与胡适匹敌甚至超过胡适者不乏其人，但能够像胡适一样在文学界、哲学界、思想界、教育界等诸多领域产生重要影响者，同期还是少有。
欧阳哲生教授的见解与何先生关于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的看法，我很是认同。同样认同的，还有何先生另外一段话：“其实我们对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不光是大诗人、大科学家，我们也需要领导各个时代风气的宣传家或启蒙者，他们都是有贡献的。”这话，到今天也不无道理，引人深思。
四、进化论
何先生谈自己的阅读史，谈到严复的《天演论》，谈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由谈起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就把胡适牵扯进来：
达尔文的思想以及随后风行一时的实证主义思潮影响到胡适，胡适的思想缺乏深度也与此有关。他始终都停留在进化论的阶段，停留在实证主义，而且批评别人时也是这样说：什么什么人为什么还这样思想呢?因为他没有接触进化论的缘故。胡适接触了进化论，却被进化论束缚了，处处都受了它的限制。（《上学记》第32页）
胡适曾明确表示，他自己的名字，“对于中国以进化论为时尚，也是一个证据”。二十年代，胡适更将“进化的观念”视为“求学做事观物经国”的“三术”之一（另外两术为“归纳的理论”和“历史的眼光”）。在治学中，他将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我曾用进化的方法去思想，而这种有进化性的思想习惯，就做了我此后在思想上及文学工作上的成功之钥。尤更奇怪的，这个历史的思想方法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守旧的人，而时常是进步的人”。于胡适而言，是受了进化论的深刻影响，但我以为，他并没有被束缚、被限制。胡适一生，有哪种“论”哪种“主义”完完全全俘获过他呢？
胡适说过：“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我倒以为，胡适服膺这个，借鉴那个，最后还是相信他自己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五、五千银洋
何先生又一次谈到胡适，是因为谈起抗战以前教师的待遇问题。何先生展开话题，说道：
有名的教师，比如冯友兰，一个月有五百，可以买一套普通的四合院了。胡适钱更多，因为他名气大，头衔多，兼了很多职位。何键任湖南省主席的时候，请胡适到我们家乡讲演，一次就送了他五千银洋，等于现在的明星出场一样。（《上学记》第73页）
据何先生说，其父是中级技术人员，“一个月大概有一两百块钱”。按照这样算，胡适的这笔旅费相当于其父25个月的俸禄。那么，这样一笔巨款，是何键个人支出，还是湖南政府支出？我想，不管是谁支出，可能性都很小。
胡适一家
据胡适1932年12月6日日记，是日，何键曾派人给胡适送来一笔旅费。不过，不是五千银洋，而是四百元。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去告诉他：此次旅费已由各方面购买车票，几乎不费我一分钱，不能再受旅费了。”胡适离开长沙时，“招待所中职员仍把旅费送来，我托（朱）经农及刘廷芳代辞；后来所中职员说，今天上午特别去兑换天津、上海纸币；我也因在车站推来推去不像样子，所以终于收下了”。可见，胡适是收了钱，但收的是纸币。如果是“五千银洋”，大庭广众之下，就算胡适想收，他能收吗？胡适一向爱惜自己的羽毛，岂会授人以柄？按当时的兑率，不知四百元兑换成津、沪一带的纸币，能否有“五千”的数额。如果有，这“五千”之说，倒可成立。
另外，胡适1932年的长沙之行，并不是受何键之请，主要促成者是朱经农。作为湘府主席的何键，对胡适热情款待也是实情，其赠予胡适的一方大菊花石端砚、一幅湘绣中堂、两支湖南笔以及何子贞所作湘绣对联“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宜与古人争”等礼物，胡适也都接受了。这在胡适日记中都有记录。
六、清华出身
何先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等系，加上研究生阶段，前后有7年时间。因此，何先生对西南联大还是很有发言权。在谈到西南联的“联合”问题时，何先生说：
三个学校基本上合成一个，而且合作得很好。当然也有联不好的，像西北联大，一年就散伙了。因为那几个学校本来就是不一样的，硬把它们捏在一起，矛盾闹得非常厉害，以致无法维持。西南联大却一直都联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是清华出身的。由此可见，三个学校彼此之间血缘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上学记》第102页）
这里，何先生称胡适为清华出身，似乎牵强。1910年7月，胡适前去参加庚款留美考试，如果“考试考取了备取的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可胡适考取后，8月即从上海去了美国。同年，清政府勘定京西清华园为校址，筹建学校。翌年，清华学堂在清华园开学，成为清华历史的开端。
当然，称胡适为清华人早有例在先，郑天挺的《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中，就提到冯友兰认定胡适是清华人。大概的逻辑是：凡是考取美国庚款放洋的就是清华人。胡适考取了美国庚款放洋，所以胡适是清华人。
胡适自己是否认为自己是清华人呢？在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致辞中，胡适也说到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是“通家”：“在美时，曾为全美清华同学会总会长，现在还是南开的董事；战前清华校长罗家伦是我的学生；现任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长饶毓泰都是南开之教授，江泽涵也是南开校友；清华教授朱自清，是北大校友……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胡适还强调“九年来的合作是最高兴的事，别的大学在困难中，不能持久；而三校在流亡九年，甚至于搬家和招考时三校都是联在一起。”可见，胡适没有明说自己是清华人，但与清华“沾亲带故”。至于三校合作能够成功，与三校是“通家”这个“先天的优越条件”确实是关联密切。
七、冯友兰
谈论西南联大教授是《上学记》中浓墨重彩的部分。何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间长，与众不同的还有数次跨系经历，见闻自然也格外丰富。其中，提到冯友兰时，何先生又说到了胡适：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出来的。（《上学记》第109页）
说实话，我不怀疑西南联大的老师中，有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的，甚至于骂人的。但既然用了“喜欢”一词，那基本上就可以称为习惯了。而“代表”人物竟然是冯友兰，多少让人诧异。
冯友兰与胡适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早已为众人所知，但两人公开对战似乎没有。以冯友兰的修养，当着一众学生的面，放言胡适“完了”，“再没有东西”，“没起多大的作用”等，好像也不大可能（解放以后，特殊历史时期另当别论）。也许冯友兰有相近的意思，却未必如此极端。《上学记》里，如此一本正经地引用，感觉不是很妥。
胡适与冯友兰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如果就事论事，还可能稍微知道谁占理一点，谁大度一点。据我的了解，总体而言，胡适对冯友兰还是有失宽容，“胡适长期对冯友兰那种近乎非理性的尖酸刻薄，和他一贯以温良恭俭让待人接物的开明绅士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何炳棣说：“适之先生一生最不公道的是他对冯友兰先生性格和学术方面反复的评讥与否定。”周质平说：“在胡适论及冯友兰的文字里,我们见到了胡适少有的意气、盛气和少许的嫉妒。温文儒雅，宽宏包容如胡适，也依旧不免有他的痛处和弱点。”应该说，这些话都没有冤枉胡适。胡适在日记里曾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糕了”；在致友人的书信里，胡适称《中国哲学史》“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书，绝对够不上权威的和综合的叙述”；胡适甚至在人前冷嘲热讽，说“天下愚蠢恐无出芝生（冯友兰）右者”（据钱穆之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胡适鄙薄冯友兰，也不是不可以，谁没有自己反感、厌恶的人呢？反过来，冯友兰骂几句胡适，也不是不可以。但两人的关系如此，多少让人遗憾。
八、包办婚姻
谈西南联大的校园生活，少不了谈恋爱的问题。在谈到五四一辈人的爱情观、婚姻观时，何先生说，五四那辈人一方面是维新的，可是另一方面又有旧思想，“所以他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办，后来又讲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家庭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就另外找人结合”。何先生又举例说明：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适。胡适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虽然后来也另外有人，除了韦莲司可能还有别人，但他不愿意伤母亲的心，始终保持着和江冬秀的婚姻。这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样。虽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来包办的夫人却还在，算是家庭成员。（《上学记》第133页）
如果我在现场听何先生口述，我大概会让何先生把这番话重新捋捋，毕竟“婚姻”不可戏说。胡适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可以作为“典型”。但“对家庭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就另外找人结合”，胡适就不是“典型”了，更别说“最典型”。不但不是“典型”，怕连个例也算不上。因为，何先生自己也说了，胡适“始终保持着和江冬秀的婚姻”，哪里“找人结合”了呢？如果说胡适、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样”，“这样”只能是说他们的婚姻都是“家庭包办”，但“后来的事情”和“外面的事情”，三人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在爱慕与矜持之间》（周质平 著）
附带一说的是，只要是个正常人都知道，男女之间的感情是极其复杂、微妙的，很多时候，连当局者也说不清、道不明，而旁观者动不动就给人家贴上“出轨”“背叛”“风流”等标签，不免自以为是。以胡适为例，在胡适的情感世界里，应该是除了江冬秀，还有韦莲司，还有陈衡哲、曹诚英、陆小曼、徐芳等女性。
胡适与她们有情感交集，不管是一厢情愿，还是两情相悦，都很正常。而且，这种“情”，很多时候都“不足为外人道也”。从人性、人情、人心等角度出发，也许更能理解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坚守，以及胡适与其他女性的情感互动。
九、胡思杜
在《上学记》的“革大学习”一节，何先生谈了自己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经历。因为何先生与胡适的次子胡思杜同班，自然口述中也涉及胡适：
在我的印象中，胡思杜是个喜欢吃喝玩乐、自由散漫惯了的那种人，有点公子哥儿的派头，时不时地开开玩笑，好像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似的。当然这也很自然，他的家境非常好，并不需要他兢兢业业。胡适做驻美国大使时，胡思杜也在美国。革大讨论会上有一次他揭发，说看见父亲的一些什么文件之类，我不太记得了。总而言之，那时候已经开始批判胡适了，虽然还没有形成运动，但个人已经开始表态。包括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写给胡适的公开信，所以胡思杜发言也表态批判他父亲。（《上学记》第262页）
关于胡思杜，胡适自己也坦言其“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1940年11月19日，竹垚生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小二（胡思杜）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沽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要赶快注意。”虽说胡思杜玩世不恭、吊儿郎当，但他品性不坏。他“表态批判他父亲”，在胡适一边，是“从不曾说过一句严厉的话”。因为那个时候，不仅胡思杜还有许多批判胡适的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何先生在回忆时也感叹：“一个人的话有多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多少是假的，这个很难确定。而且在假话里，有多少只是应付场面，又有多少是真正给你做假的，也很难确定。”
十、考据癖
何先生的口述，有的内容“虽不成文”却“颇为有趣”，丢掉不免可惜，于是“堆在一起”，名曰“零敲碎打”。这零碎的片段中，也有一则关于胡适：
胡适本人其实是个考据学家，自己都说有“考据癖”。不过单纯的考据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我觉得北大哲学系受胡适影响太大，走上了考据的路，结果变成哲学史系。（《上学记》第269页）
胡适喜欢考据，这是可以确定的。余英时也指出，“胡适在学术上的兴趣本在考证”，“胡适学术的起点与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北大哲学系受了胡适影响，是肯定的，但哲学系是否变成哲学史系，就见仁见智了。
提到哲学史，不能不提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部著作让胡适声名鹊起，胡适又因迟迟未有下卷而饱受非议，可谓“成也‘大纲’，败也‘大纲’”。胡适晚年花费大量时间考证《水经注》公案，如果把这个时间用在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他的学术生涯是不是更为“圆满”呢？即便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挑战，于他个人，至少也是有始有终、善始善终吧？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这样让胡适“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中国哲学史大纲》
至此，何先生口述中的“胡适部分”也就被搜罗得七七八八了。另外，口述中还有胡适办了《独立评论》，胡适解放前去了台湾，胡适的小舅子是江泽函等，就不展开了。
结语
关于《上学记》，何先生说：“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又说，“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依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则恰好相反，它所根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的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何先生的言外之意，似乎是他老人家“姑妄说之”，我们就“姑妄听之”。如果当真了，他是概不负责的。
《上学记》的执笔者文靖女士在新版后记《横成岭，侧成峰》中似乎也为何先生的“歪理”加持，她说：“你从近处看到的一面是真，别人从远处看到的另一面未必是假。你之所见，不妨碍别人之所见，而别人之所见，也并不有碍你之所见，因为本来就不是一个视角。”又说，“每个镜子里的影像都不一样，但都是‘真’，或者说，都是‘部分的真’。无限数量的镜子累加起来，才能恢复‘全部的真’。如果哪面镜子妄言自己看到了‘全部的真’，那是绝无可能的”。我不由地想，一个人“见”到的东西说出来，尚且争议多多；一个人没有“见”到的东西说出来，那就更有争议了。而何先生口述中的“胡适”，是他全然没有见过的。
相对档案、日记、书信等史料，回忆录的真实性、可信度是排后的。但即便如此，回忆还是应该尽量求真、求实，特别是涉及具体历史人物与事件时，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就更要严谨。何先生关于胡适的表述，无疑源于间接听闻与个人思考，应该说，很多还是有据可依、有史可查，其个人见解也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其中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提醒我们，口述和整理时，如果能更严谨，则“回忆”更有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这也是对自己、对涉事人、对读者的负责。
正如胡适倡导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原则，也应成为回忆录写作的重要参照：既要尊重个人体验的“部分的真”，也要警惕因主观印象或间接信息导致的“史实偏差”。如此，才能尽可能地让回忆录在“个人记忆”与“历史真实”之间找到平衡。
备注：限于目力、学识种种，文中所谈，想必也多有失言、失误之处，还请读者多多包涵、指正。此外，写作中参考了耿云志、欧阳哲生、周质平、翟志成、汤志辉等学人的研究成果，恕不一一列举，谨此致谢。
2025年11月于广州洛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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