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呼兰河传》的人，很难不被萧红与祖父的祖孙之情打动，“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不过，除了慈爱，萧红的祖父也有别的样子。
年幼的萧红出门迷路了，遇到好心的洋车车夫，她出于好玩，蹲在洋车上。车停的时候她滑跌下来，祖父不仅没给车费，还打了车夫一记耳光。
萧红大感震惊，解释是自己愿意蹲着的。祖父把眼睛斜视一下：“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
是啊，有钱的孩子不用受气，有钱的孩子也不用吃苦。
可孩子会长大，长大的孩子会自讨苦吃。
萧红的家境并不差，地主家庭，虽然祖父不善经营，但家底殷实，张家更是当地的大家族。钱，是不缺的；地位，也是有的。
可惜萧红后来“变成个没有钱的孩子了”。
其实，她不仅没钱了，还不是个孩子了。
是没钱才长大呢，还是长大了才没钱呢？对于萧红来说，是第二种。
萧红18岁的时候，父亲为她定下了亲事。那时候，萧红在女子中学读书。父亲为她选的亲事并不差，两家知根知底门第相当，汪恩甲本人相貌堂堂，萧红自己也颇为满意。订婚后，有过一段和谐的相处。
不过，年轻的萧红渴望远方；渴望自由、激情、野性的世界；渴望逃离那平庸却又安定的日常。
1930年她和已婚表哥陆哲舜私逃到北京了。他们在北京读书、同居，租了房子请了保姆。
外面的舆论铺天盖地，她父亲的工作、兄弟姐妹的读书都受到影响。家人的反应可想而知，经济制裁也就随之而来，陆哲舜寒假回了东北。
1931年1月，萧红回呼兰，家人将她送回老家。未婚夫汪恩甲的哥哥提出了退婚。萧红起诉汪家哥哥，庭上汪恩甲支持哥哥，萧红官司失败，家族也与她彻底断绝关系。
没有家，她怎么还能继续做孩子呢？可她不能像大人一样养活自己啊。
无处可去的萧红又和汪恩甲同居，怀孕。有一天，汪恩甲一去不回，徒留萧红面对日益高昂的旅馆费用。
后面的故事大多数人就知道了。困居旅舍的萧红写信给《国际协报》求救。1932年8月，松花江大决堤，萧军和一帮朋友救出了萧红。
她生下孩子，几天后又抛弃了孩子；跟着萧军，萧红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1934年，萧红、萧军来到了上海，得到了鲁迅的大力帮助。1935年，萧红的《生死场》出版，鲁迅为该书作序，那一年，萧红才24岁。
比起许多文学梦碎的文学青年，萧红的文学道路实在是顺风顺水。有知名度，有作品傍身，萧红的经济也好转起来。
可惜文学事业的顺遂并没有阻止她生命的短暂。
31岁的她“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从24岁到31岁，她经历了什么？
到了上海后，萧红和萧军这对患难之交出现了问题，家暴、变心等问题丛生，两人最终分手。萧红在朋友们的不理解中，嫁给了端木蕻良。1938年11月，萧红生下了一个男婴，那婴儿也许死了，也许被遗弃了。
先前颠沛生活留下的身体隐患，情感危机、生育消耗还有对写作的热爱都在缓慢透支着她的健康。
1940年1月，萧红和端木蕻良一起飞往香港。1940年12月，萧红完成了《呼兰河传》，她开始写《马伯乐》，可惜的是她身体已经衰弱下来了。
1941年5月，萧红住进香港皇后玛丽医院检查身体。1941年7月，她再次住院。萧红不是个好病人，不遵医嘱，往往稍有好转，她就闹着要出院。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布了对英美两国的宣战诏书，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轰炸。
1942年1月，端木蕻良找到了一家愿意接收萧红的医院，医院诊断是气管结瘤，要立即手术。端木反对，萧红是肺结核，手术伤口难以愈合，何况战争期间，缺医少药，物资匮乏，一旦手术，康复就成为大问题。
可死亡的恐惧已经压倒了萧红，从前并不遵医嘱的她现在只想抓住手术这根救命稻草。端木蕻良最终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了。
气管没有什么结瘤，手术的口子迟迟没有愈合。1月18日，萧红被转到玛丽医院，不久玛丽医院被日军接管，萧红转入法国医院，后来又转到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没有抗生素，没法开口，高烧不退。1月22日，萧红离开了那颠沛流离的世界。
哪有人真的不受生活的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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