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
文化心理学家，现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与心理学系，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十年。
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称为“社会性动物”，但我们不是唯一的社会性动物。狼群协同行动，企鹅依偎取暖，大象在迷失时相互呼唤。
人类甚至不是最典型的社会性动物。在多种社会性衡量指标上，蚂蚁、蜜蜂和白蚁都远超人类。 它们的无数亲属紧密相处，行为高度协调，共同照料后代。然而，尽管昆虫群落的社会性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它们的社交方式与人类截然不同。蜜蜂始终构建六边形蜂巢，蚂蚁总是排成队列前进，白蚁则会沿着固定轨迹移动。这些行为模式是可预测的，因为它们严格受基因控制，信息素是这些行为模式的推动力。相比之下，人类更加自由，并非完全由基因编码。我们的社交模式更加多样化且动态化，每个群体的“舞蹈”都有其独特之处，甚至随着世代的更替而发生变化。尽管我们仍然倾向于模仿周围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但这更多是由后天经验塑造的，而非天生的。
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也拥有某些类似的行动自由。它们可以选择跟邻居合作或竞争。要达成合作，黑猩猩需要通过相互梳毛跟群体中的每只黑猩猩建立联系，而这一过程相当耗时。黑猩猩之间的合作必须建立在直接友谊的基础上，这就限制了合作的规模。当一个群体中黑猩猩的数量达到50只以上时，这个群体就会分裂成相互冲突的小集团。如果把100只毫不相关的黑猩猩放在一座岛屿上，一场大规模冲突就在所难免。因此，要打造一个有数百万只陌生黑猩猩居住的“黑猩猩版曼哈顿”是难以想象的。
人类同样依赖亲属关系和友谊来建立合作，但是我们还具备更强大、更独特的社会凝聚力。在石器时代早期，我们的大脑就进化出了专门的系统，以促进群体间的知识共享。例如，如果一名觅食者学会了如何从树上采摘椰子，其他人就会通过观察迅速掌握这一技能，最终整个群体都能习得这项技能。随着人们遵循这些共享的脚本，人们的合作会变得更加紧密，从而在不同生态环境中形成独特的“共享知识库”，即不同的文化。随着群体成员相互理解的加深，即使目标不再是摘椰子，人们共享的摘椰子经验也有助于人们轻松学习其他生存技能。群体成员身份越来越外显于行为中，使群体成员彼此更具相似性、可预测性，也更具同理心。我们的祖先逐渐形成“我们”的意识—身份认同不再局限于亲属和直接朋友，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群体。他们开始通过独特的服饰和装饰风格彰显自己的成员身份。同时，人类大脑不断进化，以传播新知识，例如在更广泛的群体中的声誉。这些变化进一步提升了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的适应性。最终，诸如仪式等新型互动方式被整合进各个群体，形成更庞大的网络，使人们能在更大范围内共享朋友、资源和知识。个体不再只是小团体中的一员，而是融入了由共同文化纽带联系起来的庞大社群，在其中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不是蜂巢或者兽群，而是部落。
在人类社会中，正是通过这些紧密团结、层层嵌套的群体共享知识，我们才能得以生存，这便是部落生活的本质。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要对亚里士多德表示歉意——将人类称为“社会性动物”具有误导性。更确切地说，人类是“部落动物”。
“部落”一词本身历史悠久，含义丰富。它起源于拉丁语tribus，最初是指古罗马的文化和地区性群体。在翻译《圣经》时，它被用于描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从而成为英语（和其他语言）单词。到了莎士比亚时代，“部落”一词已被用来指代犹太人、日耳曼部族和新大陆的不同社会。 然而，直到殖民扩张时代，“部落”才逐渐被赋予原始主义的贬义色彩。欧洲探险者怀着浓厚的兴趣，对土著社会进行分类，根据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将其归类为“野蛮”或者“未开化”部落，而非文明社会。 在这种叙事下，土著居民落后于历史进程，需要欧洲军队、传教士和学校的教化。然而，这种分类并非基于科学研究，而是出于政治目的。
随着人类学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学者逐渐摒弃了早期阶段的进化框架，“部落”概念开始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尽管后续研究试图从亲属关系、权威性和延续性等角度对“部落”在结构上进行更严格的界定，却始终没有取得明确进展。随着人们对不同土著群体的研究不断深入，学者发现，每个结构性标准都存在例外：有的部落没有首领，有的部落成员主要由外来者构成，还有些部落的语言、宗教或起源神话发生了显著改变。传统认知中的部落往往具备稳定的领导体系、亲属网络和文化传统，详细的民族学研究揭示，现实中的部落往往与这种经典形象大相径庭。这一发现促使部分人类学家彻底放弃“部落”概念，认为它只是殖民主义者的幻想。此外，一些学者进一步挑战文化作为社会行为驱动力的理论，例如，他们倾向于用土壤条件而非印度教神话来解释印度的“圣牛”现象。
20世纪末，文化改革浪潮席卷全球，这标志着那些强调部落具有严格结构的理论的终结。然而，这场变革重新激发了人们对文化演进的兴趣。一种令人兴奋的新理论和研究出现了，为石器时代人类祖先部落生活的起源及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释。事实上，自人类诞生之初，文化演进与基因演进便紧密交织，并持续相互影响。随着早期人类从生活经验中不断积累适应性知识（例如，红色浆果可食，绿色浆果不可食），赋予大脑系统社会学习和模仿能力的突变具备了更强适应性。这些新的心理适应能力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共同知识范围，这种文化演进的加速又为基因适应施加了新的选择压力。如此循环往复。在整个石器时代，这一动态进程不断塑造着人类，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更聪明，更有文化，合作能力更强。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共同进化，堪称人类的另一种起源叙事，部落及其心理正是这一叙事的核心线索。
文化演进研究的新发展同样揭示了部落在代际传承中的复杂变化模式。虽然有关文化演进过程的理论通常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表述，但是其中一个核心洞察是：文化传播依赖于学习过程。随着新一代人对社会进行重塑，人们选择性地继承某些要素，忽视其他要素，从而推动文化的演进。深入的研究表明，社会性学习存在特定的偏差。一致性偏差表明，普遍习俗比罕见习俗更容易被学习。声望偏差则表明，与成功或地位相关的习俗更容易被学习和传承。正如人类学家劳伦斯·罗森所言，部落的进化方式也许是其最显著的区别性特征，对部落的最准确定义“不在于部落固定的结构表现，而在于部落具备的适应能力”。
有关社会性学习的一些现象颇为有趣，例如，延续深厚传统的倾向似乎可能阻碍文化变革。但是，当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受到政治运动的裹挟，对延续性的追求可能会转化为变革的引擎。一些学者倾向于借用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术语“再部落化”来描述这一现象。若要揭示文化变革的曲折进程，我们可以深入探究部落心理学中的学习偏好。
在本书中，我剖析了人类独特的群体融合能力，并将其归纳为三层“部落本能”。这些本能虽然起源于石器时代，但是我们如今仍然能在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中识别出这些进化而来的本能系统。我们会下意识地观察同学、同事和邻居，并在日常推断和行为中与他们保持高度契合，这是同伴本能（peer instinct）在起作用。我们敬仰知名人士、企业领袖、顶尖运动员等人类精英，这是英雄本能(hero instinct)的体现，英雄本能激发了我们对荣耀的向往，并促使我们贡献自身力量。我们回首往事，怀念传统，并承担维护文化传承的责任，则是仿祖本能(ancestor instinct)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这三种本能就像是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三个角色：渴望归属与理解的顺从者、追求尊重与成就的贡献者、坚守传统与延续文化的传承者。尽管这些本能系统都存在局限性，但正如后文所述，它们往往能够引导人们朝着更具适应性的方向发展。
然而，真正的奥妙之处在于，这三种本能系统交织融合，催生了惊人的集体成就。1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形成这三种部落本能后，开始以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方式”生活。仿佛一夜之间，他们便创造出了更先进的工具与武器，发展出了艺术与仪式。各个文明在经历了数百万年缓慢而艰难的发展后，文化复杂性开始呈指数级增长。人类社会的集体智慧开始世代积累，并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正是这种部落层面的学习（而非单纯的个体脑力提升）让人类得以适应截然不同的气候和地形。这种独特的适应力，让人类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地球上的主导物种。如今我们面临的唯一威胁，正是自身的成功。
在本书中，我希望重拾“部落”一词的本义，将其定义为一种以共同文化为纽带的社区。自部落诞生以来，人类首次超越血缘和亲属关系的狭隘界限，以氏族为单位取得更大成就，这就是我们后来在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中（这些网络被称为“部落”）同陌生人交流与合作的方式。在这些层层嵌套的群体中，我们的祖先第一次体验到接触无数个体和思想带来的赋能感—这正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的持续实验。部落生活推动了群体变革与分化。通过表明部落生活是文化变革与进步的源头，我希望借此消除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联想—将部落与停滞不前或原始主义画上等号。事实上，正是部落的诞生，让我们真正成为人类。
就在“部落”一词在人类学中逐渐销声匿迹之际，它却在大众语言中迅速流行开来。宗教团体（如犹太部落、阿米什部落）和土著民族（如纳瓦霍部落、祖鲁部落）在使用“部落”及其同源词。企业用它来致敬“高级用户”［如Mac（苹果公司笔记本电脑）部落］和忠实员工［如Zappos（美国售鞋网站）部落］。政治分析师用它来形容党派派系。营销人员则在消费者群体中发现了“新部落”（如游戏玩家、环保主义者、极限运动爱好者）。如今，“部落”一词已经跨越行业和职业界限，广泛适用于因共同兴趣而聚集的群体—无论是死忠粉、冲浪者、骑行者，还是校友会、粉丝俱乐部、狂欢节乐队乃至火人节营地，都可以被视为某种形式的部落。可以说，若要描述人们在因共同的意识形态、专业知识或审美观而凝聚的群体中所发现的意义和动力，再没有比“部落”更贴切的词了。在本书中，我以“部落”这一概念为核心，试图探寻那些适用于各类群体（无论是原始社会绘制洞穴壁画的氏族，还是当今的读书俱乐部、科技公司和民族国家）的一般原则。
在政治势力强大且政治动荡频繁的时代，我们尤其不应忽视人类与社区建立联系的根本能力，也不应天真地认为，理性和普世主义的微弱力量足以激励人们实现宏伟目标。古斯·希丁克能带领球队取得成功，依靠的并非诉诸理性自利，而是精准调动了部落动机—同伴之间的认同吸引力、成为英雄的渴望，以及对传统的坚守。他并未试图消除球员的民族或国家身份，而是暂时引导他们专注于队员身份和职业身份，后者最终强化了前者。真正卓越的领导者，正是那些能够驾驭部落冲动、激发团队潜能的人。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力量还能够引发更深远的回响，甚至促使整个国家走向复兴。换句话说，我们不应与部落主义对抗，而应引导它。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逐渐成了一名部落主义的倡导者。我曾以为，与群体相关的本能在人类事务中是一种负面力量。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理性、创造力和道德是人性的优点，墨守成规、追名逐利和传统主义则是人性的弱点（也许你的成长环境亦是如此）。然而，作为一名从事行为科学研究数十年的学者，我逐渐认识到，自己之前的人文学科世界观过于幼稚，或者至少是片面的。事实上，我们的部落本能并非阻碍人类成为智慧物种的缺陷。相反，它们是人类的显著特征，使我们在进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并持续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部落本能不是人性的弱点，而是孕育人类独特文化的超能力。
在本书中，我将逐一剖析三种基本的部落本能，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并深入探讨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人类天生倾向于模仿同伴、效仿英雄和延续传统，这一现象并不新奇。然而，你或许会惊讶地发现，这些熟悉的本能竟然无比强大、无处不在，深刻影响着宗教文化、地域文化、职业文化等各种文化形态。它们成了维系群体、激励个人、鼓舞人心的隐藏杠杆。此外，我们还将探讨变革悖论，揭示为何某些雄心勃勃的变革举措会陷入停滞不前，而有些运动却能势如破竹，远远超出发起者的想象。
本书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将探讨人类祖先如何通过进化形成这些基本本能，并借此实现重大社会突破。文化代码无法全部同时运作，而是需要特定的触发机制来激活。同伴、英雄和祖先代码是由情境暗示和我们内心的需求触发的。这正是希丁克在各种训练营中激活或停用文化代码的钥匙。我们将看到，圣女贞德、马丁·路德·金、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风格迥异的领导者，如何利用这些线索引导群体直面历史性的挑战。有时候，触发机制会有机地产生，从而释放出应对挑战所需的文化力量。例如，在福岛核事故中，一支由资深工程师组成的抢险救援队（“福岛50死士”）在武士守则的感召下集结，为阻止核电站的灾难挺身而出。
在第二部分里，我们将深入探讨文化的三个层面—同伴、英雄和祖先代码—并揭示它们不仅可以被管控，而且还具有可塑性。希丁克通过改变韩国足球队的日常生活，重塑了球队的行为规范；又通过讲述莫斯科一支传奇球队的历史，重塑了俄罗斯足球队的传统观念。这些案例展示了如何利用信息信号塑造或重塑文化代码。部落信号的无意识影响力，也能解释很多戏剧性的神秘变革。例如，巴西如何在未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成功化解人口危机；温和的萨提亚·纳德拉如何让微软重回顶级科技公司行列；纳尔逊·曼德拉如何带领“彩虹之国”南非走出集体创伤，迈向民主的未来。
第三部分将在前面两部分的基础上探索文化变革如何扩展并产生深远影响。开篇章节将探讨涟漪效应在管理变革模型中的作用。“草根运动”代表自下而上的变革路径，即从普通民众的习惯到集体理念，再到公共制度依次进行变革。“休克疗法”则采取截然相反的自上而下形式。部落心理学揭示了这两种变革模式如何激发涟漪效应，以及每种策略的最佳实施条件。我们将分析为何草根战略对同性婚姻有效，却对“占领运动”无效；为何冲击波战略帮助玛丽·芭拉成功引领通用汽车公司的变革，但是红迪网的鲍康如运用起来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本书最后一章探讨了在当今日益加剧的政治、种族和宗派冲突背景下有害的涟漪效应。近年来，许多政治评论家将这些紧迫问题归咎于“有毒的部落主义”，认为人类对外群体的原始仇恨正在重新浮出水面，撕裂我们的世界。尽管“我们”本能地会对“他们”产生敌意这一观点颇具吸引力，但是它与进化和心理学的研究证据相悖。要更准确地理解冲突升级的机制，以及进化心理学在其中的作用，我们需要关注三种熟悉的部落本能的标志性运作过程—每种本能在特定条件下都可能失衡，陷入失控的循环。幸运的是，我们对触发机制和信号的理解表明，我们可以通过有效干预措施来打破这一循环。诚然，部落心理在当今许多冲突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它同样可以成为化解矛盾的关键。我们将看到，一些公民团体如何弥合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音乐大师古斯塔沃·杜达梅尔如何在职场中推动民族融合，以及如何通过提醒基督徒和穆斯林关注经文中关于宽容的教义，改变他们对威胁的防御反应，从而有效遏制宗派冲突的升级。
在民族冲突和气候危机肆虐的当下，人类的集体行动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我们必须超越摩尼教式的偏执思维，即我们最伟大的进化之福必然伴随诅咒。部落本能是促进群体合作的强大工具，我们不应对其心存恐惧，而应该学会如何对其加以利用。正是这些本能让我们仍怀有自我拯救的希望。本书探讨的正是：我们如何携手共进，推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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