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的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像疯了一样抓人。
蔡孝乾叛变了，吴石将军被捕了，400多名地下工作者暴露了。
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场情报战已经彻底失败的时候，有一份关键的军事情报却神奇地送到了大陆，直接帮助解放军拿下了海南岛。
这个完成不可能任务的人，不是大家熟知的黎晴，而是一对隐藏在教师身份下的年轻夫妻。
他们是怎么在前两条情报线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的？
说起中共在台湾的情报布局，得从1945年日本投降那会儿讲起。
那时候台湾刚从日本手里回到中国，整个岛上乱糟糟的，正是开展工作的好时机。
上级派了三拨人过去，每拨人走的路子都不一样。
蔡孝乾是第一个去的。
这人资历老得很，早年参加过长征，是台湾籍的老红军，说闽南话跟当地人一个味儿。
1945年9月，他带着"台工委"负责人的身份回到台湾，任务是发展组织，建立情报网。
蔡孝乾干得挺有声有色，手底下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打入了台湾的各个部门。
第二条线是吴石将军。
这位可了不得，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实权人物，掌握着台湾防务的核心机密。
1947年4月，吴石主动跟我党建立了联系。
他这个身份太敏感了，接触的都是蒋军的绝密文件，什么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全在他手上过。
第三条线最晚成立，也最不起眼。
1948年，一个叫萧明华的年轻女教师接受了恩师的邀请，去台湾的一所学校教书。
没多久，她的"丈夫"朱芳春也来了，化名于非，两人以夫妻名义在学校里教书。
他们俩年纪轻，看起来就是普通的知识分子，谁也不会往情报人员那边想。
这三条线，表面上看互不相干，实际上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把台湾的军事情报送回大陆。
1949年7月的一天，陈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份《光明报》。
这份报纸是我党在香港办的，按理说在台湾根本看不到。
陈诚当时就炸了，立马意识到内部出了问题，有共产党的人混进来了。
这事儿让蒋介石那边警觉起来，保密局、警备司令部全都动起来了，开始在台湾搞秘密搜捕。
整个台北的气氛变得特别紧张，街上到处是便衣特务，盯梢、监听、跟踪，手段全用上了。
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叫朱枫的女同志从香港来到了台湾。
她这次来是为了接收情报，带着上级的指示，要同时联系吴石和蔡孝乾。
朱枫是个很能干的同志，但她不知道的是，她这一来，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破坏了单线联系的原则。
李克农当年定下的规矩，情报线之间绝对不能交叉，一条线出事不能连累另一条线。
朱枫同时接触两条线，等于把两条原本独立的线捆在了一起。
这个错误，后来酿成了大祸。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了。
这个老红军，长征都走过来的人，关键时刻却软了。
才关了几天，就扛不住了，开始交代问题。
2月份，蔡孝乾彻底投降了，把他知道的所有人都供了出来。
这份名单上有400多个名字，都是台湾地下组织的同志。
名单一出来，整个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就垮了。
保密局拿着名单挨个抓人，一天能抓十几个，监狱都快装不下了。
吴石将军也因为这个被牵连了。
蔡孝乾供出了朱枫，朱枫又见过吴石，顺着这条线，特务们查到了一个叫聂曦的人。
聂曦是吴石的联络人，她给吴石办过一张去舟山的通行证。
就是这张通行证，成了吴石的罪证。
1950年2月，吴石被抓了。
前两条线，就这么完蛋了。
几年的努力，几百条人命，因为一个叛徒，全都付诸东流。
萧明华住的地方离于非不远，两人平时在学校里见面，装作普通同事的样子。
1950年2月6日早上，于非像往常一样去学校，路过萧明华家门口的时候，看到她家阳台上晾着的衣服。
平时萧明华总是把旗袍挂在外面晾，那天却没有。
于非心里一紧，这是两人约定好的暗号——旗袍不见了，就是出事了。
于非强忍着冲进去看看的冲动，继续往学校走。
到了学校才打听到，萧明华今天没来上课。
于非立刻明白了，萧明华被抓了，用这个暗号警告自己赶紧撤。
萧明华被抓的时候，正在家里准备给学生批改作业。
特务冲进来的时候，她很镇定，趁着收拾东西的功夫，把阳台上晾着的旗袍取了下来。
就这么一个小动作，救了于非一命。
关在监狱里的萧明华，面对审讯一句话都不说。
特务用尽了各种刑具，她咬着牙硬撑着。
她知道自己这边撑得越久，于非那边就越有机会安全撤离。
于非接到暗号后，立刻开始准备撤离。
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手上那20多卷胶卷。
这些胶卷里装的全是台湾军队的核心情报——兵力部署、武器装备、海防布置，每一份都是用命换来的。
怎么把这些胶卷带回去，是个大难题。
那时候台湾到处都是检查站，上船之前要搜身，行李要翻个底朝天。
藏在什么地方才不会被发现？
于非想了个办法。
他把几件棉衣的里子拆开，把胶卷一个个塞进棉花里，再把衣服缝好。
这样从外面看，就是几件普通的旧衣服，摸上去软软的，什么都摸不出来。
1950年2月底，于非提着简单的行李，穿着那几件藏了胶卷的棉衣，混在回大陆的人群里上了船。
船上的检查很严，特务挨个搜身，翻箱倒柜找可疑的东西。
轮到于非的时候，他把随身的包打开，让特务随便检查。
那几件棉衣被翻了翻，特务捏了捏，没发现异常，就让他过去了。
船开了，于非站在甲板上，看着台湾的海岸线越来越远。
他知道，萧明华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于非带回的这些情报，到了大陆后立刻送到了相关部门。
里面有一份特别关键的材料，是关于海南岛防务的。
那上面详细标注了国民党军队在海南岛的兵力分布、火力配置、补给线路，甚至连哪个地方防守薄弱都写得清清楚楚。
1950年5月，解放军发起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有了这些情报，部队知道该从哪里登陆，哪里的火力最强需要避开，哪条补给线可以切断。
战役打得非常顺利，解放军像刀子切豆腐一样，直插敌人防线的薄弱环节。
海南岛解放后，上级专门调查了情报的来源，确认这些关键信息就是于非冒险带回来的。
如果没有这些情报，战役可能要多打好几个月，伤亡也会大得多。
于非完成任务后，组织上安排他在内地的一所学校继续教书。
他很少提起台湾的那段经历，也从不炫耀自己立过什么功。
只有偶尔，他会望着东南方向发呆，想起那个用旗袍暗号救了他的年轻女教师。
萧明华在监狱里熬了大半年。
特务们始终没能从她嘴里撬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1950年11月7日，她被枪决了，那年她才28岁。
行刑前，她穿着整齐，脸上没有害怕的表情。
1982年9月，一个装着骨灰的盒子从台湾送到了北京。
骨灰的主人是萧明华，她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萧明华牺牲的时候，新中国才刚成立一年。
她没能看到祖国的强大，没能看到台湾海峡两岸的变化。
但她用生命守住的秘密，保护的那条情报线，确确实实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功劳。
于非一直活到了90年代。
晚年的时候，他终于可以公开讲述那段历史。
他说，情报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单线联系，一条线出事，其他线还能继续工作。
第三条线能成功，就是因为严格执行了这个原则。
萧明华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宁可自己受刑，也要用暗号让他撤离。
关于第三条线的档案，后来逐渐解密。
人们才知道，在前两条线全军覆没的情况下，还有这样一对年轻的教师，在最危险的时候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情报战的残酷就在这里，一个小失误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
蔡孝乾和吴石的覆灭看似偶然，实则是没守住单线联系这条铁律的必然结果。
于非和萧明华的成功，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严格遵守纪律，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萧明华用一件旗袍救下了于非，于非用20卷胶卷回报了她的牺牲。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往往是最沉默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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