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济南的风特别硬。
老城区的一家医院里，一具没有亲属送别的遗体被缓缓推进了解剖教研室。
医生们知道，这位捐献者生前是个乡村老中医，名叫“山大夫”。
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名字，背后藏着一段和整个20世纪中国都扯上关系的旧事。
他其实是个日本人。
名字不叫山大夫，而是山崎宏。
这事儿要从七十多年前说起。
1937年秋，日军从天津塘沽登陆，几支部队陆续向内地推进。
其中有一支叫赤柴部队的，驻扎在河南一带。
山崎宏就在这支部队里，名义上是兽医，任务是给军马治病——可谁都知道，那年头哪来的正规后勤？说是兽医，最后还是得跟着上前线。
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东京医科大学刚念到一半，被战时征兵政策硬生生拉进来。
他是家里最小的男孩，父母早早去世，兄姐都已成家。
为了保全家人，他自愿顶了家中的名额，穿上军服去了中国。
开始他还觉得自己有些用处，能在军营里救救马，多少不算直接杀人。
可很快他就发现现实跟他想的不一样。
部队不是去打仗，是在扫荡。
在河南那一带，每次行动结束后，士兵们会逐户搜查，女人和孩子最惨。
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个中国母亲护着孩子，被日本兵打倒，那孩子哭得厉害，结果被活活掐死。
“我那时就明白了，不能再待下去了。”这是他晚年时说的一句话。
那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他趁着哨兵打盹，穿着日军军装，什么都没带就往东跑了。
他逃了四天四夜，没吃没喝，只能沿路讨食。
但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话怕暴露身份，就装哑巴。
第四天晚上，他倒在了一个农家门口。
这事儿他讲过很多次。
那家农户没问他是谁，看他冻得快不行了，给了热水和一身旧棉衣。
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在中国“活下来”，不是靠枪，不是靠药，是靠人心。
后来他到了济南，用听来的中文名字“山大夫”混进了铁路局当库房管理。
那时候日军控制着铁路系统，库房里都是他们抢来的物资。
那会儿济南也不太平，很多人家穷得揭不开锅。
夜里常有人翻窗进库房，偷点吃的穿的。
他不但不拦，有时还帮忙。
有一次，三个年轻人正扒窗取毛毯，卡住了。
他干脆走过去，把毛毯扔给他们。
几天后，那三人找上门来，没说一句多余的话，直接带他回家吃饭。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被抓来干苦力的铁路工人。
打那以后，山崎就成了他们家的“义子”。
再后来，他娶了个逃难到济南的姑娘，定居下来。1945年日本投降，他没有回国。
给家里写了封信，说自己“要留下来赎罪”。
有人劝他：“回去吧，日本也穷，但好歹是自己国家。”他摇头：“中国的苦，有我一份。”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济南城南开了个小诊所。
最早只能看点感冒发烧，后来跟着老中医学了几年，慢慢也能把脉开药了。
诊所不大，门口挂块牌子：“山大夫坐诊”。
没钱的，他就免费给治。
药不够用，他背着药箱挨家送。
有次，一个孩子夜里高烧抽搐，大雪天，家人跑来敲门。
他立马提着煤油灯就走，一手灯、一手药箱，另一只手还拿着根棍子防狗。
诊断完，孩子退了烧。
家人要给诊费，他说：“留着买鸡蛋吧。”
他这人，工资几十年不变，83块6毛。
别人涨了他也不动。“够吃就行。”
1976年，他和日本那边重新联系上了。
哥哥姐姐劝他回国，说你在这边一个月才几十块，回日本一个月能领30万日元，还能拿养老金。
他回了趟日本，就一次。
带着一台彩电和一万多册书，全部捐给济南图书馆。
还把养老金每次到账就全捐了出去。
2009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通过驻华大使馆，向他转达了表彰。
理由很简单：他是日本战败后，极少数主动选择“留在中国、为中国服务”的前日军士兵之一。
2010年，他病逝，享年102岁。
家人照他遗愿，把遗体无偿捐给济南一家医院作解剖教学用。
那天没有遗体告别，也没有骨灰盒。
参考资料：
陈钦，《日本战败后驻华日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戴健，《隐秘战线：抗战时期日军逃兵在中国的行踪与命运》，中华书局，2019年。
魏斌，《济南旧事：1945-1980的城市记忆》，山东画报出版社，2022年。
王彬彬，《医疗与战争：一个日军军医的中国记忆》，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
《桐庐新闻网》2010年12月3日，《日本赎罪老兵去世后捐献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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