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秋风里，在同下战斗的前线，一位叫刘建功的团长带头冲向敌阵，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了战场上。
其实，要是较真起来，他的命早在整整一年前就该交待了。
那是1937年10月7日，坐标河北灵寿县岗北村。
那会儿，他还是原西北军杨虎城部特务团二营的一个连长，领着几百号弟兄，一头扎进了一个本可以绕开的鬼门关。
若是拿军事教科书那一套来复盘，那天的很多路数都是“乱来”。
可偏偏就是这些“乱来”，凑成了抗战初期最惨烈、也最带劲儿的一幕。
把日历翻回到1937年10月7日的大清早。
河北灵寿县岗北村，这片丘陵里的小村子，空气里透着股不对劲。
头一天下午，村东头冒出来四五个日本兵，牵着马，自称是哨兵，转悠一圈就没影了。
等到了这天早饭点儿，诱饵加码了。
十六匹探马大摇大摆从东边过来，穿村而过，一直溜达到村西一里地的河西岸山包上。
这帮日本人还在那架起望远镜，装模作样地四处乱看。
这摆明了就是个等着鱼咬钩的圈套。
正赶上这时候，驻在边上的中央军孙殿英部的一个连，走了第一步臭棋。
摆在这个孙部连长眼前的盘面是：对面就十六匹马，看着像是落单的侦察兵。
要是能吃掉这股敌人，那是白捡的功劳。
他心里的算盘珠子估计是这么拨的：咱一个连的兵力，收拾十六个骑兵，那还不是手拿把攥。
于是，没做任何侦查铺垫，孙殿英的这个连急吼吼地从村东头追了过来。
他们在村西一座庙跟前简单整了整队，就冲着西北方向扑了过去。
日本人一看来鱼了，立马打马顺着河沟往北跑。
孙部追出去三里多地，枪声响了。
这一步，孙部的连长算是彻底算岔劈了。
他光盯着眼前的十六匹马，却没把地形这笔账算明白。
日军探马跑的方向是桥顺沟。
就在这条沟和东金山一带的岗岭上，鬼子的大部队早就张开了血盆大口。
这些日军是从北面的曹庄、贯庄调来的，甚至还有一部分是从东面马阜安方向抄过来截后路的。
原本是“围三缺一”，瞬间变成了“四面铁桶”，这就是个死局。
等孙殿英的那个连一头撞进伏击圈，口子立马扎紧。
毫无防备的中央军当场就崩了，被日军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压得抬不起头，眼瞅着就要整建制报销。
就在这节骨眼上，第二个关键抉择来了。
做这个决定的，是驻在附近的杨虎城部特务团二营。
杨部的这个营，当时占的位置绝了。
他们守在岗北村正西二三里外的牛山和西南的黄山两个山头上。
这是一道摆在明面上的选择题：
路子一：按兵不动。
此时自己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别人很难攻上来。
既然友军已经掉进坑里且眼看就不行了，这时候下山不光救不了人，还得把自己这几百号人搭进去。
路子二：下山救人。
丢掉地形优势，冲进日军的包围圈，跟好几倍的敌人硬碰硬。
更要命的是，杨部的这个营当时状态差到了极点。
弟兄们饿了一整天，嗓子眼都在冒烟，弹药也没补给。
换个精明的指挥官，八成会选路子一。
保存实力，守着险地，等援兵，这才是兵书里的金科玉律。
可杨虎城的这帮西北汉子，选了路子二。
看着友军在山下被屠宰，这帮饿着肚子、缺枪少弹的西北军，做出了一个违背“避实就虚”原则的决定：急行军，直接往鬼子的阵地里插。
这一插，把一场原本一边倒的歼灭战，搅成了一锅血肉模糊的乱粥。
战斗没多久就退化到了最原始的状态。
因为双方这会儿已经完全绞在了一起，这就是那种牙齿咬牙齿的肉搏。
在这个距离上，日军的大炮成了摆设，因为一开炮就能炸死自己人；重机枪也废了，因为视线里全是扭打在一起的人影。
这会儿，比的不是谁枪好，而是谁更像野兽，谁骨头更硬。
活下来的人后来回忆起那场面，都觉得气儿喘不上来：子弹打空了，就抡枪托砸；枪托断了，就拿手榴弹往鬼子脑门上磕；手榴弹没了，就搬石头砸，甚至张嘴咬。
在这片局部战场上，现代化的战术统统失灵。
哪有掩体，尸体就是掩体；哪有战壕，血泊就是界线。
双方就像两群红了眼的野兽，在岗北村的田野里互相撕扯。
尸体都不是一个个倒下的，而是一堆堆摞起来的——“三尸一堆，五体一簇”，横七竖八地缠在一起。
这场惨到极点的混战，一直熬了一整天。
在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拼杀里，有个细节特别反常。
按说，杀红眼的时候，人的本能是抓住一切活命稻草。
当时，岗北村的老百姓看得心疼，冒着枪林弹雨给杨部的战士送水。
战士们渴吗？
那是渴疯了。
忍了一天的饥渴，喉咙估计早就裂了。
可当老乡把水递上来的时候，战士们的反应不是抢水喝，而是把老乡一个个按在地上。
甚至是不客气地按倒，死命压住，绝不让他们站起来。
为啥？
因为站着就是活靶子。
在自己小命都悬、杀得血流成河的时候，这群西北汉子脑子里还能留出一丝清醒，去护住来送水的乡亲。
这笔账，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吃粮当兵，死在阵地上是本分；老百姓没义务陪着一块儿死。
这一幕，让岗北人记了一辈子。
一直折腾到日头落山，枪声才慢慢稀落下来。
这场遭遇战的结局惨得让人不忍看。
日军留下了大概三四百具尸体，撤走了。
中国军队这边亏吃得更大。
田野里躺着的中央军和西北军的尸体，少说也有四五百具。
日军撤退的时候，把自己人的尸体大都拉走了。
剩下的四五百具中国军人遗体，就这样扔在荒野里。
这还不算完。
仗打完了，当地百姓自发去埋尸体，顺道从战场上捡回了不少散落的枪支弹药。
紧接着，讽刺的事儿来了：在岗北一带混迹的土匪头子张连三，闻着味儿就摸过来了。
这帮土匪既没胆子打日本人，也不敢碰正规军，但抢夺老百姓捡回来的带血枪支，他们倒是熟门熟路。
一边是拼死护着百姓的正规军，一边是趁火打劫的土匪。
乱世里头，人性的两个极端在这一天露了个底儿掉。
开头提到的那位连长刘建功，就是从这堆死人里被扒拉出来的。
他伤得极重，气若游丝。
为了给他养伤，全村人送水送饭，想方设法给他治。
几个月后，刘建功奇迹般地好了。
走的时候，这位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铁血汉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尚母磕头，喊了一声“再生之母”。
养好伤的刘建功加入了八路军第十二大队。
因为打仗不要命，他很快入了党，后来一路干到了四分区九团团长。
直到1938年秋天，他在同下战斗中带头冲锋，把他借来的一年命还给了战场。
对刘建功来说，这也算落叶归根。
回过头再看1937年10月7日那场仗。
孙殿英的一个连因为贪功冒进全军覆没，这是战术上的大忌；杨虎城的一个营为了救人把自己拼光了，这是战术上的“犯傻”。
可正是这种“犯傻”，这种明知是死坑也要往里跳的血性，才让那场毫无胜算的遭遇战，硬生生打出了让日寇胆寒的气势。
有些时候，历史的账，不能只拿算盘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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