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孙中山侍卫，成为中共早期军事掌舵人，地位一度高于朱德|三民主义|彭湃

“同志们，枪口对着的是旧世界！”——1928年6月的傍晚，莫斯科郊外的一间木屋里，杨殷轻声打破沉默。这句不足十字的低吼，让周围的代表放下茶杯，也让屋外的白桦林在风中微微颤动。那一刻，他的新身份正式写进中共六大的会议记录：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

会场里不少人记住了他的坚定，却很快把名字与更耀眼的朱德、彭德怀混在一起。多年以后回看那份名单，才发现杨殷的职务排列在朱德之前，并非偶然——这位出身广东香山富户的革命者，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次次把“好日子”推向背后。

1892年，广东香山翠亨村，杨家大宅门前常停着装满南洋特产的马车。父亲是华侨巨商，家中雇工三十余人，小少爷却更爱往孙中山屋前凑热闹。孙中山远赴海外筹款的故事，被村里的老人反复讲述，少年杨殷听得心潮翻涌。家族希望他读书承业，他却把零花钱用来买革命传单。

辛亥风雷响起，19岁的杨殷跑到广州报名同盟会，紧接着参加惠州起义。高楼烟火与新军枪声让他兴奋，也让他伤感——革命果实转瞬被军阀截走。1914年，他潜入上海闹市狙击袁世凯亲信郑汝成，未能致命，却让租界巡捕房忙碌了整整一周。上海报纸用“狂狷少年”形容他，他却一句话都没回应。

1917年护法运动爆发，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大元帅府。杨殷被任命为参军处副官，贴身护卫。行军列队时，他总默背《三民主义》，可眼看北洋旧势力与地方军阀你来我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日益撕裂。护法失败后，他暂别战场，开始大量阅读俄文译本《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情绪从皇道理想转向阶级斗争。

1922年秋，秘密宣誓入党。组织经费捉襟见肘，他索性把在香港的楼房和祖传田产分批出售。朋友劝他留后路，他只回一句：“毁家纾难，不就是现在吗？”这股狠劲，很快在广东工人圈子里传开。

翌年，杨殷换上粗布短衫混入广州石井兵工厂，跟工人同吃同住。一名工头鞭打学徒，他冲上去揪住对方衣领，震住了整条车间。接下来半年，他以工人身份搭建俱乐部、成立党支部，把本来各自为营的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工会拉到同一张桌上。一句“工人不分省份，工钱统一谈”击碎了地域成见。

“五卅”惨案后广东党组织决定对英资企业发动总罢工。杨殷暗中联络香港各业工会，提出“单独对英”策略，既避开法租界，又直戳英方软肋。6月19日清晨，维多利亚港码头汽笛此起彼伏，省港大罢工爆发。外围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每一步都是他与周恩来连夜推敲的结果。英当局后来承认，最棘手的并非游行，而是纠察队的纪律——“像训练有素的营帐”，港府文件这样写。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的清党刀光血影。杨殷回到广州，兼任省委肃反委员会主席，号召群众“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周边武装”。为筹备广州起义，他再次卖房，并劝家人变卖良田五十多亩。12月11日凌晨，号角响彻羊城，工农红旗插上市政厅。张太雷牺牲后，杨殷接过指挥权，率西路部队攻守转换十五次，最终掩护大部队突围。

广州突围失败，他从澳门转道香港，再赴莫斯科。六大闭幕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军事部就交给你了。”回国后，他兼任江苏省委军事部长，负责城市地下武装、红军湘鄂赣后方物资输送，以及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上海秘密电台中“木棉”即他的代号，电文多是简短指令：“苏北武装，不宜硬拼，重在保存弹药。”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朱德私交甚笃，却在工作上时常争得面红耳赤。朱德看重山区根据地，他则强调沿江沿海城市工人武装。两条路线并立，中央最终决定二人分头负责，相互支援，军事部长的头衔仍挂在杨殷名下。

1929年8月24日，新闸路一间阁楼里，中央军委小型会议刚刚结束。白鑫笑着送几位同志下楼，嘴角却压着一抹异样的弧度。半小时后，租界巡捕房荷枪实弹冲进阁楼，守门的工人纠察队来不及拉枪栓。杨殷、彭湃等人被捕，铁窗迎面砸下，白鑫的叛变坐实。

审讯室里，国民党官员摆出“老同盟情分”。“你跟过中山先生，我们给高位。”杨殷侧头冷笑：“背叛三民主义的人，没有资格谈旧情。”几天后，他与彭湃联名致信党中央，提出：若无法整体营救，可集中力量保青年同志先行。他们把字条缝进衣领，托人带出监狱，情急之下却仍不忘标注每个看守的警号，供特科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