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秋，苏北平原上晨雾未散。
老坍乡乡长徐正东踏着露水，匆匆走在乡间小路上。前一晚，他在七保开了整夜的会，天蒙蒙亮又急着赶往一保处理公务。路旁的芦苇高过人头，风一吹，哗啦啦响成一片。
刚走到陈家码头附近的堆门，徐正东腾地收住了脚步。只见三十米开外，十几个穿黄军装的伪军正迎面走来。
徐正东心头一紧，想要躲开已然来不及了，只见他迅速从怀里掏出章印和文件，弯腰塞进路旁的草棵深处，顺手拨拉几丛野草盖住。
动作干净利落，像是早就演练过无数回。
刚做完这些，不远处的伪军已然注意到了徐正东。
一个矮个子兵抬枪，冲着徐正东大声喝道：“站住！”
徐正东站定，面色平静。两个伪军冲上来，一左一右按住他的肩膀。
“干什么的？”
“教书的，去前村学校教课。”徐正东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矮个子兵不信，伸手就往他身上摸。那人摸到徐正东的腰间，猛地抽出系在其腰间的一条灰布裹腿。
“这是什么？”伪军眼神锐利起来，这条裹腿也就是当兵的穿，徐正东一个教书匠，身上有这个东西，明显有古怪，对方语气阴阳怪调道：“教书的？我看你是新四军的密探吧？”
徐正东心里咯噔一下，面上却露出无奈的笑：“老总看仔细了，这是我早年参加壮丁队发的裹腿，如今当裤带用。您看这布料，都磨出毛边了。”
他说话时不急不缓，眼睛坦然望着对方。那伪军将裹腿翻来覆去地看——确实旧得不像军用品，针脚也歪歪扭扭，像是自家缝补过的。
矮个子兵仍不放心，随后推搡着、押着徐正东往南走。
徐正东一边走，一边暗自观察地形。这条路他太熟了，哪个岔口能拐进芦苇荡，哪片水塘能藏身，都清清楚楚。
可他不能跑——枪就顶在背后。
走出一里多地，徐正东突然弯下腰，双手死死按住肚子，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哎哟……老总，我这肚子……”他声音发颤，嘴角抽搐着，像是要呕吐。
押送的伪军嫌恶地退开半步：“装的吧？”
“真……真疼……”徐正东蹲在地上，哼声越来越重。
这时队伍经过一处堆房，矮个子兵朝屋里喊：“有人没有？”
一个穿着补丁褂子的中年汉子应声而出。正是村民张高坤。
张高坤一眼就认出了徐正东。他心里轰的一声——徐乡长怎么落在伪军手里了？
面上却不敢露分毫，只垂着手，恭恭敬敬地问：“老总有什么吩咐？”
伪军指着徐正东问：“认不认识他？”
张高坤心头电转。
说认识？万一徐乡长身份暴露，自己全家都要遭殃。说不认识？徐乡长怕是凶多吉少。他想起去年春荒，徐正东带着乡亲们从敌占区运粮；想起上个月伪军要来拆房，是徐乡长周旋保全……这个教书先生出身的乡长，是真心为老百姓办事的。
所有这些念头，其实只在弹指之间。
张高坤抬起头，脸上堆起憨厚的笑：“是徐先生啊！怎么不认识？我家小子还在他那儿念过书呢！”
说着很自然地转向徐正东：“徐先生这是怎么了？”
那名伪军听罢，心中先前存留的狐疑念头顿减，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放心，随即看着张高坤，冷笑着打断对方：“你要是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我们就放人。要是日后查出他是……”枪管重重抵在张高坤胸口，“明天就来杀你的头，烧你的房！”
空气仿佛凝固了。
张高坤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他想起家里卧病的老母，想起才五岁的小女儿……可眼角余光里，徐正东苍白的脸那么真切，这样的人要是没了，老坍乡的百姓怎么办？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出奇地镇定：
“老总，我敢用这颗头担保徐先生。他是正经教书人，我们全村都能作证。”
话出口时，他感觉脖颈后泛起凉意，像是真有一把刀架在那里。
伪军盯着张高坤看了半晌，随后挥挥手：“滚吧！”
徐正东被推搡着跌向前方，张高坤赶紧伸手扶住。两人互相搀扶着，直到伪军的背影消失在土路尽头，才发觉贴身的衣裳全被冷汗浸透了。
徐正东紧紧握住张高坤的手，想说些什么，喉咙却哽住了。
张高坤反倒笑了：“徐乡长快走吧，一保的乡亲还等着呢。”他弯腰拨开草丛，帮徐正东找出藏好的文件，又把自己的破草帽扣在乡长头上，“路上小心。”
日头升高了，雾散得干干净净。
徐正东的身影渐行渐远，最终融入那片金灿灿的芦苇荡。张高坤站在堆房前，摸了摸自己的脖颈——头还在，热乎乎的。
后来有人问张高坤后不后悔。
这个朴实的庄稼汉搓着粗糙的手掌，只说：
“当时要是怂了，这辈子都直不起腰来。头掉了碗大个疤，可良心要是掉了，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很多年后，当徐正东白发苍苍地回忆起那个清晨，总会红着眼眶说：
“我这条命，是老张用头担保下来的。革命为什么会胜利？不是因为我们会讲大道理，而是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老百姓们，愿意为我们押上性命。”
而历史记得，在一九四四年秋天的那个早晨，一个普通农民用最朴素的勇气，书写了属于人民的故事。
这故事没有枪林弹雨，却同样惊心动魄；没有豪言壮语，却比任何誓言都更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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