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的风透骨，里头那几位能稳得住么？”伍修权压低声音，用手背敲了敲秦城监狱沉闷的铁门。守卫简单核实后让他进入。暗红色灯泡映着湿冷墙壁，走廊曲折、脚步声回荡——这位在战火与外交双线上打过多年硬仗的上将，此刻要观察的是另一场政治大考的主角。
事情要从中共中央决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简称“两案”）启动审判说起。1979年7月，中央成立“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胡耀邦挂帅，宋任穷、黄克诚等任副组长，先后开过五次碰头会。桌上摆的是两大堆资料：一堆记载“文革”期间的血与火，一堆记满被告人的公职履历与个人陈述。资料十分庞杂，有些情节在当时社会氛围下“宜粗不宜细”，怎样既依法又顾大局，拿捏全靠经验与政治嗅觉。
然而，程序性讨论并不等于实战。进入1980年春，考虑到公开审判的国际关注度，中央决定再设一个“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彭真挂头牌，彭冲、江华、黄火青、赵苍璧、王鹤寿、伍修权七人列席。层级多似乎繁琐，实为多道保险：政治、法律、宣传乃至安全环节都要有人把关。伍修权被同时任命为“两案”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审判庭审判长。从战场到法庭，一身戎装换法袍，他得先把被告的真实状态摸清，以便预判庭审走向。
于是就有了那次秘密的秦城之行。狱方没有通知任何被关押人员，伍修权在灰白灯光下，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看过去。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青。她坐在木板床沿，两手忙着抹平裤缝，脚下鞋跟碰撞地面发出轻微响动。镜子没有，自制小梳子倒是握得紧。伍修权管这叫“戏子本色”——哪怕大势已去，也要维持外表的精致。有人说她在当年舞台革命样板戏里练就了一副“见灯就演”的本能，此刻依然如此。伍修权默记一笔：开庭时她多半会先用外表做文章，再设法拖延、骚扰法庭节奏。
下一间是张春桥。房里只有一盏昏黄灯泡，他侧身靠墙，一动不动，眼神空洞，像刻在麻木和冷漠之间的木偶。起诉书放在小桌上，他装出不屑翻阅的样子，可守卫一走开，他立刻凑过去迅速翻看几页，再若无其事地放回原处。装腔作势、两面派手法——伍修权心里给出定位：审判席上，这个人很可能突然抛出一两句极端言辞，试图制造舆论效应，但本质胆怯。
第三间关着姚文元。门口刚站定，就听见规律的咀嚼声。伙食与普通犯人同级，可他依旧吃得津津有味，身体比几个月前胖了不少。伍修权推门时，姚文元眼珠向上微翻，开口又慢又飘：“嗯——有事？”一句话拖成三秒。有人觉得他在装病，其实更多是在计算：说多少、露多少、否认多少。吃得下、睡得着，人倒显出几分顽皮——刁，正合伍修权的观察。
最后一间是王洪文。与前三位的表演欲截然相反，他几乎缩成一团。门一开，他条件反射般起立，额头冷汗清晰。伍修权随口问了一句：“身体怎么样？”王洪文忙不迭点头：“还、还行。”声音细碎。伍修权暗暗叹息：学历不高，资格不够，在极端年代被捧上高位，他对政治漩涡的理解只有“造反”和“服从”两档，如今标签被撕掉，只剩赤裸惶恐。
短暂巡视完毕，伍修权回到工作小组，第一句话就说：“几个人状态全不同，庭上对策要分类。”随后，双方博弈的“预演”开始。特别法庭挑选检察官、律师和“假被告”现场推演，伍修权亲自充当“挑刺”者：一旦答辩出现疏漏，立即叫停重来。有人形容那些日子“像排练一部不允许NG的纪录片”，毕竟观众不仅有社会各界，还有海外媒体、冷眼旁观的西方政要，甚至前苏联的“同行”。
有意思的是，伍修权要求模拟审判时严格比照真实安全级别：法警押解、全体起立、宣读法庭纪律，一个环节都不能省。有参与预演的检察官后来回忆，“老伍”只强调两件事：第一，证据链要闭合，别给历史留下硬伤；第二，用法律语言说服人，而非口号。正因如此，之后正式开庭时，法庭与被告的交锋虽偶有火药味，却始终围着证据转，没有演变为情绪控场。
1980年11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特别法庭第一次公开审理，座席分布像一个倒扣的“U”，被告席在底端，旁听区坐满中央代表、受害者家属以及中外记者。江青一出场，果然抬头挺胸，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似自带聚光灯；张春桥木然进场，手里攥着几张笔记纸，偶尔暗自翻看；姚文元目光游离，频频扶眼镜；王洪文则耷拉着肩膀，进门时差点被法警提醒站直。
庭审持续两个多月，证据量之大在当时罕见：照片、录音带、书面批示、亲历者证言，一项项摆上法庭。面对质证，江青先是高声呛检察官：“我有表演权！”可双方依程序往复几轮后，她的气焰明显下降。张春桥偶尔抬头提出所谓“程序异议”，总被法官提醒“与事实无关”，再压回去；姚文元有时欲言又止，更多时候索性沉默；王洪文则对提问几乎全盘承认，语速快到像脱缰。
审判尾声，彭真在指导委员会汇报会上说：“材料可是经得起历史检验？”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批准宣判。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最后一次开庭。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洪文无期徒刑；姚文元二十年徒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十六年至十八年不等，附带终身剥夺政治权利。宣判书一字一句，透过扩音喇叭，传到每个旁听者耳中，也通过新华社对外电讯传向世界各国新闻编辑室。
宣判后安排被告签收法律文书。江青先嫌笔太细，又嫌桌面太矮，终究按了手印；张春桥脸色灰败，抬手半秒才落印；姚文元看着自己的名字，嘴角抽了抽，却没说什么；王洪文签得最快，也许是那一刻彻底脱力。监舍灯光再次照向他们，彼此沉默。伍修权站在不远处，心中只有一句判断：“审判不是复仇，而是给历史一个交代。”
多年后回望，两案审判之所以能成为依法治国的重要节点，不只因量刑结果，更在于全过程遵循法律程序、证据至上。秦城监狱那四张各异的面孔，折射了他们不同的心理防线；而法庭里那一项项证据，才是真正决定命运的砝码。审判结束，铁门重新合拢，风依旧冷，却已吹向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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