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北京的风挺冷，但沈醉的心里头热乎着呢。
他倒好，像个钻了牛角尖的侦探，满大街这通跑，就为了找早他一年出来的杜聿明和王耀武。
这一年他四十六岁，这会儿却为了一个看似滑稽的问题跑断了腿：“两年前的除夕，那十个白糖馅儿的饺子，到底让谁吃肚里去了？”
这听着像个玩笑，可对这帮曾经呼风唤雨、如今只盼着自由的将军们来说，这每一个饺子馅里，藏着的哪是糖啊，分明是他们对命运最卑微的试探。
把时间倒回去两年，1958年的春节，秦城农场。
那年的空气冷得刺骨，可战犯管理所里的气氛热得跟炸了锅似的。
这群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为了除夕这顿年夜饭怎么吃，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南北大战”。
南方系的战犯拍着桌子吼，过年必须吃回锅肉、红烧肉，那是家乡的魂；北方系的战犯，包括西北和华中的一部分人，也不含糊，寸步不让，坚持要按老规矩吃饺子和包子。
这场争论最后怎么着？
还得看地盘定输赢——秦城归北京管，北京在北方，这就叫入乡随俗，饺子党大获全胜。
就在大家忙着和面剁馅儿的时候，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庞镜塘鬼鬼祟祟地凑到了沈醉跟前。
他把沈醉拉到角落，神神秘秘地要讨一点白糖。
沈醉还当这位老兄烟瘾犯了想喝红茶润润喉，刚想逗个闷子，庞镜塘却压低嗓门，透漏了一个惊天计划：他要在众多的肉饺子里，混进去十个白糖馅儿的“特种饺子”。
这可不是为了改善口味，而是一场关乎命运的豪赌——谁要是吃到了甜饺子，谁就能交上好运，早日走出这高墙电网。
沈醉一听也来了劲，两人像搞地下情报一样，把那十个寄托着自由梦想的糖饺子混进了大锅里。
除夕夜的食堂里，热气腾腾。
几百双眼睛跟探照灯似的盯着碗里的饺子，平日里谈论兵法战策的嘴，这会儿全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嚼。
沈醉和庞镜塘更是吃得提心吊胆，每咬一口都在等着那股甜味儿。
可结果呢？
直到肚皮都撑得滚圆，这两人谁也没吃到那该死的糖饺子，也没听见食堂里有谁兴奋地大喊“我吃到了”。
那十个饺子就像泥牛入海，消失在了几百个战犯的肠胃里，连个响声都没听见。
到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正好十个人。
庞镜塘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地对沈醉说：“看见没？
这话成了庞镜塘心里的刺，也成了沈醉心里的结。
直到1960年沈醉自己也出来了，找到留京工作的杜聿明、宋希濂求证，得到的答案却让他哭笑不得——这几位“幸运儿”异口同声，谁也没吃到甜味。
沈醉这才得意洋洋地给已经去东北当政协委员的庞镜塘写信：“老兄，你的卦不准，他们满嘴流油吃的都是肉，照样交了好运。”
其实啊，这帮败军之将的迷信病，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
在那个压抑的环境里，任何一点玄学都成了救命稻草。
除了庞镜塘的“糖饺子占卜法”，最让人啼笑皆非的还要数“鞋子风水学”。
每当除夕夜熄灯后，宿舍里总有一股诡异的气流涌动。
战犯们睡觉前，必定要把鞋尖朝向门外。
在他们看来，鞋尖朝外，寓意着新的一年能顺顺利利地走出去；要是鞋尖朝里对着床，那就完了，意味着还得在这硬板床上再赖一年。
更有意思的是，总有那么几个热心过头的“同学”，半夜不睡觉，还要起来巡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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