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道
注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汪星伯家风家世
1935年秋，民主人士谢孝思初次踏足拙政园。那时的拙政园年久失修，荒芜不堪。此时的拙政园已经被分为多家，有之前位于东园的“归田园居”，园主王心一后世早已不在，在“一二八”淞沪战役时还曾一度驻军。而西部花园则被命名为“补园”，主人张履谦是一位儒商，他在发达之后，以价银六千五百两购得原属于汪家的宅园，大加修复，耗时十多年初见规模。
谢孝思看到了拙政园池馆萧条的场面，为之感到惋惜，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茂树曲池的旧迹仍在，遂发愿有机会一定修复此园。谢老回忆道：“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随社会教育学院自四川迁来苏州，设校于拙政园，且喜与拙政园结下深厚感情。我记得当时我在园中山坡的草地上备国文课，在远香堂上美术课，环境十分清静优雅。”“除中部略加修缮外，我将已被人占用的西部花园划归为拙政园，后来又与汪星伯等苏州专家一起，将当时已荒废的社教学院操场改建成现在的拙政园东园。中间的假山是汪星伯老设计的。”
汪星伯这个名字似乎注定要与拙政园紧密联系在一起。汪星伯家的老宅在苏州东北街77号，与拙政园仅一墙之隔。汪家后人至今还继承着家族的书香文脉。汪星伯的外孙女熊珉这些年一直在忙着一件事，就是收集汪星伯的书法、篆刻、绘画作品，以及与园林相关的故事。而她也在刻苦研习书法，希望能够真正“看懂”外祖父的种种作品。根据熊珉的介绍，外祖父家的汪宅原本是个祠堂而不是住宅，当时汪家派管家来苏州置家，祠堂可能已经败落，所以比较便宜，管家就买下了这个祠堂，“老宅在东北街上的石库门是最高大的，有硕大的墙门，那是个明朝的建筑。记得小时候文保部门每年都会来看看房屋明朝柱子的情况，后来到2000年被拆了，现在拙政园以东已经变成一片市场了。”
汪星伯的祖辈汪凤池、汪凤藻、汪凤瀛、汪凤粱四兄弟曾活跃于晚清政治舞台。他的祖父汪凤池，曾任湖南长沙知府。父亲汪森宝，曾随清朝末年的驻日大使杨星垣出使日本，任参赞，辛亥革命后分别在教育部和上海海军司令部任秘书。应该说，在他们宅邸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别院或是后花园。那一代人的生逢其时，处于新旧时代更替之际。当西方的工业文明起来后，很快便传递到了尚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汪星伯崇拜德国发达的工业和强大的武力，他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德国式的土木工程师，因此在清华就读的第三年，他毅然离开清华，改习德文，并考入了青岛大学预科，他是想出国深造的。但因为他是汪家长房长孙，下面又无兄弟，最终未能成行。
但在国内的历练，却也无意中造就了汪星伯身上的古典意蕴。他似乎先天性熟谙于书画艺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海派书书画再一次迎来了一个巅峰。此时过渡到上海的汪星伯广交名流朋辈，经常与吴昌硕、俞语霜、赵古泥、王一亭等名家谈文论艺，并常有过人之言。1923年俞语霜去世后，吴昌硕等人创办的“题襟馆”书画会会务无人负责，钱瘦铁建议和南市豫园书画善会合并，改名“停云馆”，吴昌硕推荐汪星伯出任馆长，得到了赵古泥、李芳园、钱瘦铁等人赞同。虽说这个民间社团并无什么实权，但到底是对汪星伯为人和从艺的一种肯定。此后，汪星伯曾辗转办过新闻社、中医诊所，但到底是离不开这个艺术圈，再次回到上海时与余绍宋、贺天健、郑午昌、张大千、冯超然、吴湖帆、吴子深，吴待秋合称“画中九友”。正是在这种种种雅集之上，汪星伯认识了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徐志摩去世后，给了陆小曼很大的精神打击。她决心潜心学画，当时她就跟汪星伯学过书画。汪星伯又将她引荐给画家贺天健继续深造。而陆小曼则为早年丧妻的汪星伯介绍了后来的妻子何韵蘋。
1935年，吴湖帆等人在苏州成立了正社书画研究社，汪星伯与堂叔汪东、好友雕塑家江小鹣等同为会员。1936年3月1日，今虞琴社在苏州成立，汪星伯也是其中一员。苏州怡园则是今虞琴社经常举办月集的地方。根据《今虞琴刊》的早年记载，汪星伯演奏过《归去来辞》《平沙落雁》等名曲。琴刊登载了汪星伯的藏琴资料和爱好等信息，他所藏的宋元名琴后来则以很便宜的价格归于新一代琴人，这是作为古琴名家汪星伯的一桩美谈。而在琴刊里还记录着汪星伯爱好斗蟋蟀和放风筝，这般游艺其间的心境，正是那一代文人自觉的修养。
抗战时期，汪星伯全家迁到昆明，继续以行医为业。当时还在好友江小鶼的介绍下为名将龙云的儿子看好了痼疾，此事使得龙云大为感激，一时“汪一帖”的名声就传播开来。直到抗战结束后，汪星伯回到了苏州继续行医。
1949年4月27日清晨，时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进入苏州后，率部来到了拙政园，开玩笑说他是有吃有穿，还能游园一番。只是匆匆逗留半小时即“速战速决”离去。到了时年8月19日下午，大将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南前路过苏州，受苏州方面邀请从忠王府入门，游览拙政园，看到园中荒芜一片，刘伯承希望苏州陪同领导早日修复故园，当游览到西园卅六鸳鸯馆时，他还以手作喇叭状高喊其他同事，尽快归队。
从各种形势来看，逐渐处于稳定局势之下的苏州已经具备修复园林的条件。只是缺少专家团队和足够的经费而已。汪星伯进入园林部门后，也就意味着他要放弃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但他有时还是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人看病开处方。
这种情况正如同他对于残破的园林的态度。严格来说，汪星伯其实根本没有学过园林建筑，但他对国画有很深的研究，于是就把中国画中的造景手法用于了园林的修复。纵观吴中历史可知，苏州古典园林文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画境。
考证史料，追溯意境
对于拙政园的历史渊源，苏州文化名士汪星伯是再清楚不过了。抗战胜利后，汪星伯率家人从昆明回到苏州，在拙政园相邻的旧宅挂牌行医，解放后他停掉了诊所，被吸收为街道办事处人员。不久后即接到任务，参与修复苏州园林。因为家宅就在拙政园隔壁，他几乎掌握了拙政园的所有历史。汪星伯曾对拙政园有过几点考证：
园的最初规模，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据文徵明《拙政园记》，当时园中景物，“凡为涧一、楼一，为亭六，轩、槛、池、台、坞、涧之属二十有三，总三十有一“，除此之外，还有“美竹千挺”、“柑橘数十亩”、“江梅百株”、“果林弥望”。可见当时园林范围是相当大的。但由于历史变迁，它的原有界址，很难肯定。按照现在的具体情况，园的西部，在太平天国后，割为张履谦的补园，水走廊就是建在分界的墙边。现在见山楼和倒影楼间，还留有界墙一段，墙下水面通连，可以证明。园的东面，是明崇祯（1640）时，王心一的归田园居，从他自己所作的记中来看，这里也是一个旧园的基址。1956年扩建时，因挖池取土，发现大片瓦砾，经过清理，地下出现了一座假山，原先堆叠在池心，而且从前水面很大，与中部也能通连，东边的界墙，就是建在瓦砾之上。这个情况和西部差不多。因此初步断定拙政园的原有规模，应该包括中、东、西三部，而中部乃是精华所在。（《汪星伯手稿》1961年4月整理）
摸清了拙政园的历史脉络和原有规模之后，修复工程就可以大胆进行了。
从苏州园林志书的记载可见，对拙政园的修复是分多个阶段进行的，从1950年开始零星修理中西部的假山，到1951年，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接管了拙政园，并动工开始修缮。
截止到1952年10月，拙政园第一次的修复基本完工，用款八千余元。修复时主要是将中部花园与西部补园合二为一。两园之间连接处原来为木门各一扇，两堵风火墙间相距约一米。修复时改建木门为砖细月洞门，即今天的“别有洞天”。
而原来的梧竹幽居方亭，是南、西、北三面各辟有双重圆洞门，后来改建为四面各辟一面圆洞门。这一建筑风格独特，构思巧妙别致的方亭，位于为中部池东的景区。方亭背靠长廊，面对广池，旁有梧桐遮荫、翠竹生情。梧竹幽居亭，据说谐音为吴语的“吾足安居”，可谓清幽祥和。
而建筑造型如船舫的香洲后部的土质驳岸则被改建为虎皮石驳岸。拙政园从1952年11月6日开始对外售票开放。但并不代表着拙政园的修复就此结束，而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以后的修复中，除了改建和增建外，还将有所规划的“做减法”，即拆除以前并不属于园中的建筑。
根据苏州拙政园志书记载，在1938年到1944年间，拙政园曾为伪政府和机关占用，并一度修建了部分建筑，如在见山楼下即藕香榭后重建木栏杆桥一座。并于园的东北部（今秫香馆附近）建造官舍一所。
1942年，位于枇杷园内的与墙并列的峰石被盗，下落不明。据说这处峰石原为归田园居的紫罗山五老峰，后从东园移到此处。当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搬迁至拙政园后，也在园内增加了住宅、校舍、钢琴室和操场等场所。这些都与原有的古典园林风格不相符。
因此，在1953年维修时，修复团队拆除了园内的望楼、浴室，并改建为平房。在拙政园的修复过程中，还来了一位“不速之客”。1954年春，革命家朱德先生，朱德在园子里看到了日式木屋还在，就指出这种房屋不合适，也无纪念意义。于是在当年6月份就拆除了木屋，并于年底开始整修中西部园林。同时还将园内的动物园迁出去。
对于1943年夏夜突然坍塌的缀云峰修复也被提上了日程。这座造型独特的假山石峰据说是明代遗物，王心一在《归园田居记》中记载，“（兰雪堂前有池）池南有峰特起，云缀树杪，名之曰缀云峰。池左两峰并峙，如掌如帆，谓之联壁峰”，两峰为叠石名家陈似云作品，颇有宋画意境，美不胜收。可是在倒塌之后，年久失修，甚至还有一些迷信的说法，致使这一经典假山一时无法复原。正是汪星伯接下了这个富有挑战性的工程。
这项重要的工程之所以要交给汪星伯，可见是谢孝思对其充分信任的。苏州修园专家毛心一早期曾追随汪星伯实地参与修复工作。根据毛心一的回忆：“汪（星伯）老对假山艺术颇有研究，曾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写成一部近二万字的《假山》专著，详述重土、选石、分类、堆叠、相石、刹垫、拓缝等运用方法及技术要点，堪为佳作。”
汪星伯在《假山》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到：
假山，是从真山来的，也就是指用人工堆起来的山。人们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懂得用人工来堆山，只是在劳动生产时，由于开掘沟渠，疏通河道，挖出大量土方堆积起来，形成高阜，类似丘陵，慢慢地出现了高低凹凸，生长出草木，很象一座真山，这样才逐渐发现了用人工堆山的方法，又从聚土为山发展为叠石为山了。以后叠石为山的技巧愈来愈进步，应用在园 林愈来愈普遍， 因而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一种概念，好象所谓假山是专指叠石为山。 其实不论是土山，还是石山，只要它是人工堆成的，都是假山，由聚土到叠石是逐步发展而成的。
真山，有多种多样的形态，大体上也可以归纳为土山，石山和土石混合三类，而且代表着各个地区不同的风格。它包含着千奇百怪的景物。人们在懂得用人工堆山之后，进一步来模仿真山，把真山中的某些特点，或者个别景物，找出它的规律，通过提炼加工，使它再 现 于园林，这样就产生了各种手法和各种风格。从模仿自然进而改造自然，创造出新的环境，于是我国园林中的假山，就成为一种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建筑科目之一。（《假山》 汪星伯 著）
汪星伯对于假山的处理首先说明它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简单的工匠作为。汪星伯把假山与绘画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假山，既然是真山的艺术再现，那么，它和绘画（山水）就非常相似，因此有人认为有名的假山，大都出于画家之手。其实创作山水画， 是用线条和色彩在纸上表现出来，而堆置假山则是用土石等实物在一定地段的空间里创造丘壑，一是平面，一是立体，一是脑力劳动，一是体力劳动，在意境上虽然相似，但在技术上是截然不同的。特别是山石的重量每一块有千百斤，而且形态不一，不可能随意处置或轻易改变，必须由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假山工主持操作，才能得心应手。”
汪星伯先是考证出了兰雪堂（拙政园东园）北原有缀云峰、联壁峰。石峰为明代叠石名家陈似云的作品，石峰有元末赵孟頫的山水画意蕴。陈似云是谁？恐怕今天的人已经很难再熟悉了。古往今来，像这样的古代匠师几乎都没有机会留下姓名。
根据苏州拙政园志书记载：“此峰（缀云峰）全用大小不等的湖石叠成，高过楼房，且自下而上逐渐硕大，其颠尤伟，状如云朵，岿然兀立。”
要想完美再现当年的美妙景象已不再可能。只能另起炉灶，创新建立一座新的峰石造型。汪星伯可以担当假山山峰策划的大任，但还需要有具体承担叠山的高明匠人。
叠石为山，凭空造峰
在有关拙政园的修复工程方面，汪星伯曾作了大量的笔记，欣慰的是至今还能够看到那些原始笔记。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个人日记形式作了具体记录：“（拙政园）东园扩建是从（19）55年开始的，当时由于苏州园林开放以后，游人众多，原有范围已经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有扩大必要，而拙政园东部，除原有一部分基地而外，有大片场地，还有假山、鱼池，由园林修正委员会建议加以扩建。经市长李芸华同意，由谢孝思、王言指定我作初步规划草案，这是我作园林规划的第一次。当时的要求是，结合本园风格，满足群众需要，少搞建筑物，多留空地，要简单朴素。根据这个精神，作出规划草案，经过研究讨论，请示批准，最后定案，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工程。在这一阶段征用了土地和民房，扩建了围墙，挖通了两个鱼池，留置了一个大草坪，在草坪北部堆置土山，草坪南部修正了假山，并在假山南面利用旧料，建造了一座小厅和一段花墙。于（19）56年上半年结束，其它一些辅助建筑并未完成。（《关于拙政园的一些问题》汪星伯手稿）
根据《拙政园志》记载：“1959年修拙政园时，汪星伯主动请缨，主持重叠‘缀云峰’。（《名园长留天地间》 作者 周铮）”
叠山作为一门技艺至少从宋代开始发轫，到了明代形成了具体的流派和制度，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提到了“山子野”制度，实际上这就是叠山匠人的施工规范。而且古代的叠山人不仅仅只是匠人，如江南的张涟，又称张南垣，本身会绘画，山水人像皆可。
除了张涟外，苏州韩氏、凌氏与扬州余家、王家，以及浙江的“金华帮”则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建国后仍有家族传承的几大叠石流派（《叠石造山的理论与技法》 方惠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年12月）。
韩良源、韩良顺出生于苏州山塘街前小邾弄3号。他们继承祖父韩恒生、父亲韩步本开创的假山堆叠技艺成就了“山石韩”品牌。
韩良顺后来被聘至北京参加修复皇家园林，并著有《山石韩叠山技艺》一书，书中不乏对于当年参与修复苏州名园的记录。其中就有拙政园的假山工程修复。据说找到韩氏兄弟的是当时苏南文管会主任陈谷岑。韩氏叠山当时能为官方所知，据说是因为刘敦桢的发现和推介。在实际参与修复过程中，他们又“拜”了建筑学家刘敦桢为师。至今还能看到他们兄弟施工叠山时与刘敦桢在拙政园假山前的合影。
1957年11月，刘敦桢曾致信韩氏兄弟做具体指导，“假山本是从模仿真山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但人们总不以单纯模仿为满足，而是要创造一些新作品来满足生活中不断产生的新需要。事实上设计人能够掌握的石料、 人工、叠山技术、经费和时间都有着一定限度。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要做到假山既像真山，而又富有创造性，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韩良源青年时在其父的带领下，参加苏州古典园林假山的维修工作。他喜叠高广之山，常出大气势。先后曾参加过虎丘、留园、拙政园、狮子林、网师园、耦园、沧浪亭、西园、怡园等假山维修工作。
韩良顺，在兄弟排行中，技术最精。曾在汪星伯先生指导下，堆叠和修复过拙政园、耦园假山和虎丘山甬道东侧假山挡土墙等。
但是在《苏州拙政园志》书中却很少有韩氏兄弟的记录。根据种种历史资料显示，韩氏父子或韩氏兄弟应该是具体执行修复的施工人员，他们是具有着传统的手工和精良技艺的高明匠人，能够很好的落实修复方案，甚至会很出彩的完成具体任务。
而这种方式本身就是苏州园林营造的最佳合作方式，也是自古以来就自觉传承的方式。他们崭新的合作，才使得后人能够有机会再次见到苏州园林假山美妙意境。
拙政园到了清同治时期部分园宅归了贝家。据当时居住在园内的贝氏后人回忆说，当时缀云峰和联壁蜂都在的，完好无缺。只是到了日军侵占苏州后，贝家就被迫出售了这处花园。巧合的是，当时就住在附近的汪星伯的叔父汪东先生正好见证了归田田居的变迁，他在记录中写道：“（拙政园）其东久为民田，今（社会教育学院）筑操场。场侧有沼，沼之南叠石为峰，则知亦必园中遗迹。本属贝氏。乱后，贝氏宅为他姓所有，荡然无遗，叠石佳者并为伪省长李士群运载而去（《寄庵随笔》 作者 汪东）”。
缀云峰在汪星伯的主持下重新堆叠，这项工作需要主持者和工匠们共同努力、协同作战。熊珉女士介绍，韩氏兄弟那时常与外祖父汪星伯一起上班的。1959年，汪星伯在主持拙政园东园的扩建时，参照沈周的画意堆叠了缀云峰。而原本的缀云峰到底是何模样，已经消失在历史里。现在人们能够看到的则是汪星伯与韩氏家族合力的作品。“他考虑到现代的古典园林已不属于私人，要面对的是广大中外游客，而且是进门后的第一个假山景观，许多游人喜爱在这里摄影留念，因此堆叠时对原峰作了调整修改。不久，‘缀云峰’堆叠起来了，由许多小块太湖石堆叠而成，高约6米，受到了各界一致好评。汪老也很满意，还撰写了《假山》论文，对假山堆叠技艺作了精湛的分析和阐述。（《拙政园志》之 《名园长留天地间》 作者 周铮）”
汪星伯的《假山》论著近二万字，文图并茂，其中不少假山图样应该是出自汪星伯本人。1979年，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主办《建筑史论文集》（第三辑）专门以头条全文刊发《假山》。这一年正好是汪星伯先生去世，因此这篇著作是当作遗著发表的。
汪星伯的著作显然是来自于大量的实践过程，甚至会向叠石师傅一起研究和学习，乃至请教。这一点他在《假山》中也有论述：“特别是山石的重量每一块有千百斤，而且形态不一，不可能随意处置或轻易改变，必须由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假山工主持操作，才能得心应手。”
有人将修复后的缀云峰简单比作《红楼梦》中大观园里的屏风山，甚至说它像是“一只翻转倒扣底朝天的小艇”，因此又称“翻转石龙船”。这种直白的说法，显然是有些误解了汪星伯的叠石用心。他一直强调，“假山的好坏，除了堆叠技术而外，艺术要求也是重要环节。”在此他还引用《园冶》作者计成的理论：“夫理假山，必欲求好，要人说好，片山块石，似有野致。”他认为野致就是大自然的趣味，是一种天赋之物。因此他一再说明叠石造形一定要有朴素的自然之趣，“不宜矫揉造作，故意弄巧，如叠成‘十二生肖’‘虎豹狮象’‘骆驼峰’‘牛吃蟹’等等，未免流于恶俗，失去创造风景的本意。”
汪星伯对于苏州园林假山堆叠曾有过简单评判，如狮子林是过于集中，网师园则是过于分散。对于堆叠手法，他倡导宜简洁明了，不宜过于繁琐或拖泥带水，交代不清。他对于前人记述的叠石名手张涟的做法颇为推崇：“每创手之日，乱石散布如林，或卧或立。涟踌躇四顾，主峰客脊，大礜小磝，咸识于心，然后役夫受命，初合顽石，方驱寻丈之间，多见其落落难合，而忽然数石点缀，则全体飞动，若相唱和。”此段其实说的是张涟事先相石料，然后与客人一边谈笑一边就指挥叠石了，看上去漫不经心的，如说“某树下某石可置某所”，然后自己目不转视，“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凿。人以此服其精。”
这段恰当的引用使人想到了高明的画家，胸中自有山水，下笔当然有如神助。因此汪星伯在著作中一再强调山水画与堆叠石峰的关系：“如果以山水画的皴法来作比喻，湖石是卷云皴或麻皮退索皴，类似宋郭熙、元王蒙的笔法，体近乎园（圆）。黄石则是斧劈皴或折带皴，类似宋马远、元倪瓒的笔法，体近乎方。”
总之，这座缀云峰在汪星伯和韩氏叠石家族的共同努力下，奇峰再立。成为拙政园东园的一处崭新的风景，汪星伯后来还为此作画于扇面，以示纪念。
作为苏州园林修复的总指挥人谢孝思则对这座奇峰颇有印象，他在晚年还曾撰文提及：“这座假山堆成，理应取一个名称而未果。星伯去世后，我在园林管理局为他举行的纪念会上，谈到他对苏州园林事业的功绩时，认为对他应该有所纪念，于是建议这座假山取名‘缀云峰’，我愿以老友关系书刻其上，以作一个永久的纪念。（《汪星伯二三事》 《苏州杂志》1995年第五期）”
谢孝思另在《拙政园》一文中提及此峰的堆叠：“1943年夏夜（缀云峰）突然倾圮，1959年汪星伯指导假山工人恢复原状。汪能书善画，于园林有感情，世代家近拙政园，想所制必有所本。此峰用黄鹤山樵云头皴法，缀成峥嵘一朵，自成佳作。或曰‘此峰与左右诸峰皴法横竖不同，勿乃不调协’，或曰‘分别看待，各有佳色’，言之不无道理。”
刘敦桢当时也对东园部分的叠石表示欣赏：“局部湖石池岸与叠石峰沿袭传统做法而有创新，现此区仍在不断建设完善中。（《苏州古典园林》 刘敦桢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年1月）”
苏州《拙政园志》对于缀云峰的记载：“20世纪60年代初，在园艺家汪星伯等人的指导下，于‘兰雪堂’附近叠就了湖石假山‘缀云峰’，远看似峰，从地平起高约6米。它由多块湖石堆叠而成。据说用料原本是此处湖石假山的旧料，叠成后古朴自然，不露新痕，浑入天成，近似独峰。”对于导游词里一直提及的缀云峰与“翻转划龙船”的传奇，《拙政园志》也有记载：“联壁蜂往西，在水巷转角处，有一组太湖石假山。它坐落在水中，似一组放大的水石盆景，名‘翻转划龙船’。据说在修复东部花园时，在此开挖水池，无意间挖出了许多太湖石，便顺势堆叠了此山。”
由此可见，这个传说与汪星伯1961年的手稿所记也是符合一致的。
晚年时的谢老每到拙政园每看缀云峰，总要念叨：“这是汪星伯弄得，要刻一刻。”意思是要在缀云峰上刻上这段故事来纪念他。拙政园管理处也多次想实现谢老的愿望，但缀云峰峰势曲折多变，他们将这段文字在峰面上左置右放，总是不合适，这事就搁下了。（《拙政园志》之 《名园长留天地间》 作者 周铮）
我想，即使是汪星伯先生在世，他也会婉言谢绝这样的做法，须知他在以后所有参与的修复项目，乃至题字时都没有留下任何个人的印记。或许，这是他为人的谦逊，更或许，这是他对前辈匠人的崇敬，他只是在自觉遵从前人的传统，把作品留下来，把个人隐于那些任人评说的作品之中。
大门东移之谜
苏州拙政园原有的大门应该位于中园部分，后来重建时是在园林路的尽头，并有苏南文管会陈谷岑先生的题跋。关于陈谷岑，我曾听健在的朱江先生回忆，他们在苏南文管会是同事，陈谷岑是无锡人，本是一位教师，曾任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最早时拙政园的大门（正对着园林路的，拙政园中园部分）上有他书写的楹联：
把四百年劳动创造名园重加修整
集万千种历史攸关文物一并公开
对联后附有长跋：
本园始创于明嘉靖时王献臣，命名潘岳“拙者为政”之意。文徴明曾为图之。其后迭经兴废。至太平天国时，忠王李秀成更建为王府，旋又被清改为“八旗直会馆”。迄今年久失修，荒芜己甚，去年（1951年11月）奉苏南人民行政公暑令，拨由本会管理，乃重加修茸，兹己初步完成。受公诸人民，作为文娱休息场所，并保存历史名胜迹焉。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陈谷岑识（《寒石的美篇》作者：寒石 ）
那么，拙政园的大门为何要东移呢？
根据汪星伯1961年的手稿记录：“拙政园原来园门是旧门改造的，由于进门以后要经过一条狭窄的弄堂才能入园，节日人多，拥挤不堪。因此决定在东面另辟一个大门。”
根据苏州市人民政府于1989年立碑所记：“一九五五年起，于东部浚池叠石，莳花植物，构筑兰雪堂、天泉亭、芙蓉榭、涵青亭、秫香馆诸胜，并另辟东门。一九六零年九月竣工。（《拙政园重修记》）”
汪星伯还在一份记录中无意中说出了拙政园大门与他的关系；“而苏州的旧园大都附属于住宅，没有正式的园门可资模仿，必须另行设计。为了突出民族风格和地方风格，追求美观，我设计了牌坊、照壁、库门三结合的形式，设计了一个图样，经领导审阅，基本同意，但市领导的意见，要求园门内要有一个停车场，汽车要能开进园门，据说是为了中央领导来参观时，便于做保卫工作。原设计的尺寸太小，汽车无法开进门内，于是就放大到现在东园大门这个尺度。”
根据熊珉介绍，苏州园林的特点就是大门都附属于住宅，所以没有正式的门可以模仿。汪星伯就以牌坊、照壁、库门三结合的形式，设计了现在大家见到的大门。由于当时收集的砖料都是老宅里拆下来的，所以这个门楼根本看不出是后来新设计的，看上去就像是原有的设计。“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的是，‘拙政园’园门上的这三个大字就是汪星伯亲笔所书，由于淡泊名利，他不愿留下自己的署名。而在整修过程中，汪星伯不惜将自己私宅中的名贵树木移植到拙政园，又献出祖传整套红木家具作为园林的陈设，并说服族中亲戚让出与拙政园东部毗邻的私宅西花园，融入拙政园东部，使拙政园东部园界成为完整的整体。”
我们应该感谢当年参与修复园林人员的家属，他们不但保存下来亲人的史料手札，同时也保存了相关的记忆，使得我们今天还能够进一步了解到盛世园林的艰难修复过程。
熊珉提供的汪星伯日记中还记录了他认为当年修复时存在的问题，如东园扩建的问题，“东园扩建是从55年开始的，当时由于苏州园林开放以后，游人众多，原有范围已经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有扩大必要，而拙政园东部，除原有一部分基地而外，有大片场地，还有假山、鱼池，由园林修正委员会建议加以扩建。经市长李芸华同意，由谢孝思、王言指定我作初步规划草案，这是我作园林规划的第一次。当时的要求是，结合本园风格，满足群众需要，少搞建筑物，多留空地，要简单朴素。根据这个精神，作出规划草案，经过研究讨论，请示批准，最后定案，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工程。在这一阶段征用了土地和民房，扩建了围墙，挖通了两个鱼池，留置了一个大草坪，在草坪北部堆置土山，草坪南部修正了假山，并在假山南面利用旧料，建造了一座小厅和一段花墙。于1956年上半年结束，其它一些辅助建筑并未完成。”
关于大门东移后的样式方面，汪星伯起初也是并不赞同的。就此，谢孝思也有相关的记录：“1952年苏南文管会进驻忠王府，修整拙政园对外开放，主任陈谷岑撰联悬在门两楹，陈文：‘把四百年劳动创造名园重加修整，集万千种历史攸关文物一并公开。’文句不必典丽，而确系实录。门正面有明代遗下的黄石假山一座，古朴自然，其下隔水池，面对拙政园中部主要建筑‘远香堂’。从苏州园林建筑总体设计的惯例看来，这里乃是明代拙政园当时的入口处。
这座名园自从1952年10月开放以来，闻名中外，远近游人越来越多，五年之间从每年十万人增加到三十五万人次，原来门道已拥挤不堪。1959年就东部‘归田园居’旧址，进行大规模修建，新建大门，从此游客由大门出入，原来幺门小巷仅作历史文物研究参考而已。
对于这座大门，有褒有贬。它是利用阊门外山塘街久经残破的山东会馆的磨砖门楼旧料改建而成的。一座巍峨的牌楼中开三洞挺直细腻镶边的座砖方形大门，中间嵌着移来原石库门上的‘拙政园’三字，围以极为精工的砖刻花边，牌楼门洞上方横嵌三条精工细致的砖刻，刻着花鸟，人物故事，好似一幅幅名画长卷。这是苏州私家园林门道的传统构造，苏州建筑工作者认为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但有的专家以为‘庙堂气太甚，颇近祠宇，于苏州园林格调殊不得体’。一褒一贬，游者参之。（《拙政园》 作者 谢孝思）”
对于拙政园“改换门庭”，刘敦桢在著作中曾有评述：“拙政园位于住宅北侧，1962年新辟的园门已移至东部原归田园居的南面。原有园门是住宅间夹弄的巷门，中经曲折小巷而入腰门，内有黄石假山一座，犹如屏障使人不能一眼看到全园景物。山后有小石，循廊绕池便转入主要景区，显得廓然开朗，这是我国古代园林常用的大小空间转换的对比手法。（《苏州古典园林》 刘敦桢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年1月 第57页）”
对于拙政园的修复，汪星伯还总结出了其他问题：“修园林和建房屋不同，要精雕细刻、即应精雕细刻、不得粗制滥造，且必须依靠老工人，真正做到领导、技师、工人三结合原则。我们在这方面体会也很深，凡是多和老工人商量，把领导意图向他们说明白，他们会想出百般办法，做得精功细巧，省材、省料，符合艺术风格，否则就出问题。比如：修建拙政园厕所及修正山路工程上，都出过这些毛病，短墙应该砖细，而用水泥铺平、山路本是曲折崎岖，而把它开宽拉平、使其改变原样，因此老工人他们经验丰富、智慧较高，过去积有修建古典园林知识，只要我们真正三结合，相信老工人，他们会做出很精致的工作，会修出符合风格艺术的园林。”
作为汪星伯的亲友、竹刻艺术家杨君康则撰写了汪星伯修复园林中的几件小事。其中提到了汪星伯在参与修复拙政园时，说服族人把老宅的西花园让出来融入拙政园东部，使得整个东园是完整一体的。“他还将自己书房前小花园的名贵树木移植到拙政园，将祖传的整套红木家具献出，作为古典园林厅堂陈设。（《汪星伯修复园林几件事》 作者 杨君康） ”
根据熊珉的介绍，拙政园中部花园有一处枇杷园，枇杷园有圆形月洞门，洞额的“晚翠”两字就是汪星伯题写的，但并未署名。月洞门对面的亭子因为汪家小孩幼年时常在此玩耍，曾被戏称为“汪家亭”。汪星伯则常带着晚辈在此休闲散步。
结 语
汪星伯对于苏州园林的贡献，可以说是众多参与修复园林工程人士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缩影。苏州人并没有忘记了他，在汪星伯逝世近四十年后，《苏州园林》杂志还以《园林大家：汪星伯》回顾汪星伯参与修复园林的历程。
文中提及了汪星伯曾参与过修复拙政园、天平山、寒山寺、留园、虎丘、狮子林、怡园、沧浪亭、网师园、耦园等园林工程的修复。他曾主张古典园林色调要古朴、淡雅，确定古典园林的木构颜色为广漆荸荠色，水作为白墙灰瓦的基本色调。这些都是古典园林修建一直所遵循的原则。可见汪星伯的宝贵建议是被贯彻始终的。
汪星伯对于苏州园林史是曾下过一番功夫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波兰园艺代表团考察了日本园林后，又来到了中国苏州参观古典园林。在座谈会上，波兰代表团提问日本园林受佛教影响很深，中国园林是否也受佛教影响？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汪星伯从容应答：“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不太了解中国园林史，中国园林从春秋战国就开始营造，那是两千年前的事，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以苏州为例，纪元前五、六百年，几位吴王就营构园囿别馆。西汉、东汉、三国时期，园林普及到了士大夫阶层，这都是有案可查的。东晋的辟疆园名冠吴中，说明中国园林艺术在那个时期已经非常发达，而当时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是很小的。中国园林美学理论是借鉴了中国绘画理论和文学理论形成的。隋、唐、宋、元园林艺术几经兴衰，明清两代园林艺术进入了全盛时期。如果要说受宗教影响，主要受老庄哲学影响。老庄哲学与佛教是两回事。前者讲清净无为，所以失意的士大夫，退隐的官宦和暴富的商贾营造园林，是要在城市享受山川林泉之美；后者要求清心寡欲，这对大多数园林主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日本园林是隋唐时期从中国传过去的。中国是源，日本是流。……（《汪星伯修复园林几件事》 作者 杨君康）”
汪星伯先生虽非科班出身的园林建筑专家，却凭借其深厚的国画、儒学与文学修养，将中国古典艺术精神融汇于园林的修复与重构之中。他不仅是一位值得被后世铭记的吴中名士，更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园林学者，其名其功，不应被历史所忽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