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18日，你们快去收拾行李，咱们要动身回陕。”李赤然在南京军区空军干休所门口，对随行警卫轻声叮嘱。话音落下，众人心里五味杂陈——一年前，他还是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如今却带着“免职病休”的标签离开东南，前去西安。
事情得从1969年说起。那一年，部队调整波及各级指挥员，不少老干部被“摘帽子”“换岗位”。55岁的李赤然请求返回家乡陕西休养，本意是借陕北干燥气候调理旧伤。批复很快下来，但文件里只写了六个字：回籍休养，自理生活。看似普通，却暗含“有处分”的意味——没有明确职务、没有恢复级别，待遇自理。
5月初，他携家眷登上开往西安的列车。那趟车要经过商洛山区，车窗外的崇山峻岭让人联想到当年的瓦窑堡岁月。同行战友悄声议论：“老李那点病休费怕是不够一家人花。”事实比他们估计的还严峻。
抵达西安后，兰州军区空军机关派人接站。接站人员递上薄薄一张财务通知：每月生活费三十元，无票据补贴。副军级的干部，在1965年统一级别后每月至少应拿二百多元，外加粮油、肉蛋、煤火种种票证。当时西安市面上，一斤瘦肉票价三角五分，一张肉票却比现金更抢手。没有票，就只能靠家人省吃俭用。
“不冷不热”四个字随之落地。兰空负责人接到上级口头指示：礼貌接待即可，不得给额外关照。对比同年同批抵陕的干部，李赤然待遇明显偏低。六十年代末，“票比钱硬”是全国共识。票证定量本来就不宽裕，如今一家三口要用两个人的定量，日子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
临近冬季，西安气温骤降。取暖煤差不多要一个月百多斤，李家却拿不出供应本。老部队的炊事班听说老首长难处，特意让机要员把两麻袋块煤送到南郊小院。看门的老房东嚷嚷着：“这东西可是稀罕。”李赤然感慨，革命战争年代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想不到退下来却被一把煤难住。
同样困境的还有当年南京军事学院教育长吴华夺。他到西安劳动锻炼后被安排在省军区任副司令，只有基础工资。年关将至，夫人去街道换副食品票，窗口一句“不在定额内”，让老干部的尴尬暴露无遗。正是这些实例，让李赤然明白，个人遭遇并非孤例，制度性空白才是真正症结。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毕竟是革命老区。不少转业到地方的老战友得知消息，各显神通：有人托关系给他家挂上砖茶供应卡；有人送来几尺棉布；还有人把熟识的国营商店经理请到家里吃碗臊子面，顺便批下两斤花生油。接济虽零散，总算让一家人维持体面。
进入七十年代中后期，政策悄然松动。先是生活补贴恢复至一百元，随后票证定量补齐。那一年春节前夕，西安军区干休所送来一只六斤重的白条羊，外加一包细粉条。老同志们聚在庭院里剁羊肉、煮粉汤，气氛久违地热闹。李赤然双目微红，抬头看天空，没有多话。
1978年，干部离休制度逐步完善。文件明确：老干部离休时待遇一般高一档，按职务对应级别配备医疗、房屋、交通等保障。李赤然虽已长期脱岗，但履历仍是“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相当于正兵团级。随后的审批会上，一名人事部门代表说：“按新政策，他应享大军区副职待遇。”多年的偏差终于得到弥补。
1982年春，他在陕西省军区离休，正式领取正兵团级津贴。薪金翻了数倍，医药费、取暖费、探亲差旅费统统报销。那天，老战友开玩笑：“老李，终于把该给你的账结清了！”他摆摆手：“当年各有难处，谁也不容易。”言罢端起热茶，微微一笑。
从三十元生活费到正兵团级待遇，李赤然的遭遇折射出特殊时期政策起伏。制度缺口曾让功勋老兵陷入困顿，也迫使基层用私人情义弥补漏洞。八十年代之后，部队福利体系逐渐规范，个人命运才不再随风摆动。不可否认，那些靠接济度日的日夜，让人深刻体会到保障机制的重要——它不仅关乎物质，更关乎尊严与士气。
如今，在西安东郊老飞机场附近，仍能见到那排砖瓦小院。门前槐树年年发芽，墙壁上旧式煤炉烟道的黑痕依稀可见。它默默讲述着一点朴素的道理：待遇不只是数字；对老兵的关怀，也不仅是礼节。设身处地，才能避免“不冷不热”成为空洞口号，让每一份功劳都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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