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军区司令、政委惺惺相惜，同时被撤职、下放，重逢各自诉苦|司令员|大军区|武汉军区|纵队

“老钟，你那头上的汗又冒出来了！”——1972年3月，南昌火车站月台旁，陈再道忍不住伸手去替钟汉华拭汗。身边嘈杂的广播放着列车到发信息，两人却像突然闯入尘世的老兵，既激动又局促。上一次见面，还是三年前在鄱阳湖畔的简陋生产队；此刻彼此的第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这段交情并未被岁月、也未被苦难磨平。

他们的情谊并非出自同乡或同族，而是长期的战场上下级与并肩经历。回溯到1939年的华北平原，东进纵队还在摸索游击战术，“纵队司令陈再道、政治部主任钟汉华”的牌子刚刚挂起，二人第一个共同决定便是：“所有干部今后不准再住地主大院，一律打地铺。”陈再道喜欢快刀斩乱麻，钟汉华强调团结群众，一动一静不冲突，反而成了部队风纪的一记狠锤。不到一年，日军扫荡后，东进纵队仅剩三千人，陈再道筹粮，钟汉华安抚，硬是压住了溃散情绪。

东进纵队与冀南部队合编时，新冀南军区在河北邱县成立。开会那天，司令员陈再道站在土台上，只说了十二个字：“打得赢，就地放鞭；打不赢，不许后退。”会后他拉着钟汉华单独嘀咕：“老钟，你多操心政治工作，我盯着战斗部署。”那一声“你多操心”，背后是信任，也是默契。冀南主力随后改编为晋冀鲁豫二纵队，两人依旧一正一副。邯郸战役里，钟汉华突发高烧，陈再道直接把自己的马让给他，自己跳进冰水挽裤腿趟河，战士心里服气，这一幕很多老兵终生难忘。

1949年大规模改编，陈再道调往河南军区，钟汉华则随三兵团南下。一个驻守中原，一个挥师西南，山高路远，联系只能靠偶尔递送的军邮。长时间各忙各的，自然没有机会再深谈，可两人互相打听对方状况的习惯从未中断。军邮袋里常夹一句：“身体当紧，多保重。”字少，分量却重。

时间跳至1963年，钟汉华调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这个任命让不少老同志惊叹：十多年没同桌办公的两个人，又被放到同一张案头。武汉在长江与汉江交汇处，码头工人、大学生、厂矿职工汇聚，社会成分复杂。陈再道熟军务、重训练，钟汉华擅长做统战、安人心，两人把许多矛盾提前消化在司令部会议室里。有人说“军区司令跟政委往往明争暗斗”，武汉军区却是反例，大到岗位轮换，小到招待所伙食，他们能争，但不会让外人看热闹。

复杂局面在1966年骤变。各派群众组织蜂拥而出，口号从校园扩散到军营。面对连锁对立，陈再道提出“军队不介入群众斗争”，钟汉华干脆在军区礼堂贴出红底黑字：“严禁持枪游行”。然而局势已难收束，七二零事件爆发后，上面一下子把责任扣到了武汉军区领导头上。1967年8月，他们被紧急召至北京，名义是“汇报”，实际是接受批判。机场迎接的不是警卫连，而是专案组。隔天批斗会，数千人高呼口号，被推上台的陈再道人高马大，却挡不住一阵阵唾沫星子；钟汉华刚站稳，血压表的水银柱已飙到二百二。晚上专案组押他们回驻地，陈再道悄声问：“老钟，挺得住？”钟汉华只是点头，捂着额角说：“别让孩子知道就行。”

1969年初，“一号命令”颁布，许多军以上干部被分散安置。陈再道与钟汉华同车到福州，中途才被告知“目的地改江西”。到达南昌县插队场时，房子还没搭好，他们就下地扛锄头。陈再道擅长带兵，却不会种番薯，农技员看他笨手笨脚，直笑：“陈司令，会打仗就行了，种地慢慢学。”钟汉华则每天抄一段《农业手册》，贴在伙房墙上，被青年知青戏称“钟老政委的黑板报”。遗憾的是，两人被安排在不同农场，只靠偶尔赶集打听消息。有一年春节，江西南方下起冷雨，钟汉华写了封信，请生产队长带到隔壁县：“天凉，提醒老陈护住膝盖旧伤。”信到陈再道手里，泥点已经晕染了半张纸。

1972年春，两人同时接到组织通知“调去复查、安排工作”。出发前夜，陈再道收拾行李，只提走一把磨得发亮的老镰刀；钟汉华背包里压着一本发皱的《三国志》。重逢那天，月台上人潮翻滚，他们像失散多年的兄弟，先是怔住，随即紧紧握手。短短几句交谈，已道尽三年艰辛——陈再道患上风湿性心脏病，钟汉华血压长期偏高，可二人都咽下抱怨，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

中央的最终决定很现实：陈再道改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钟汉华改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级别下降，权限锐减。有人感叹“从掌舵人到跑龙套”，他们却都点头接受。临别前，钟汉华拍拍陈再道肩膀：“咱们就当又换了个防区。”一句平静的话，透出老将对命运的安之若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