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往前追溯到同年1月11日。那天，中央向全国下发《紧急通知》，点名广东沿海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突出，要求迅速“刹风”。文件传到广州，省里气氛瞬间绷紧。有人把这份通知称作“当头一棒”，因为它对刚刚打开大门的广东来说，意味着改革节奏可能被勒住缰绳。
当时广东刚尝到些许腾跃的甜头。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正式挂牌；1981年，蛇口工业区第一声汽笛让海风都带着机器味。任仲夷清楚，这几步棋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偏偏石头才冒出水面就被质疑踩得太急。
更让他头疼的是旧规矩。中央规定个体户雇工不得超过8人，而广州、顺德街面上的作坊动辄十几乃至上百雇工。外地代表来调研，看到这一幕皱眉：“这不活生生的资本主义吗？”对此，任仲夷在省里会议上摆出一句硬话：“全国慢两步，广东慢一步，总得有人探路。”
探路必然触礁。1982年春节后，中央书记处将广东、福建主要负责同志召进京，开了个并不轻松的座谈会。会场墙上赫然贴着一份《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暗示“别把特区搞成租界”。有人建议“整掉一批，杀掉一批”。气氛凝重得像冬日雾霾。
席间，有声音直接向任仲夷发难：“广东出事这么多，你一点都不吃惊？”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只好小声提醒：“这回我们是陪绑，主角是你。”一句半玩笑，道出紧迫。会后，胡耀邦专门约谈任仲夷：“回去写份检讨，把问题说清楚。”
于是就有了那张32开稿纸。任仲夷没有推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沿海走私、干部蛮干，省委领导失察，决策考虑欠周。字里行间却暗含一层意思——如果没有先行尝试，哪来后面的制度完善？
写罢检讨，他并未自怨自艾。21日返穗后，省委连夜开碰头会。他开门见山：“中央批评对，咱得治乱；但治乱不是关门，开放政策一条也不能退。”有人担心杀鸡儆猴会吓跑港商，他挥手：“灯塔不能熄，航道再窄也要通船。”
值得一提的是，同年5月他亲自召见中山大学研究生郑炎潮，听取“私营经济正名”的论文。在招待所里，两人只谈了一个多小时，却定下“私营经济”四个字。此后，《广东关于扶持个体私营经济的若干规定》出台，把“八个雇工上限”弃置一旁。南粤街巷，小作坊的铁门敞开得更大了。
国际酒店白天鹅宾馆的试营业同样考验胆识。宾客把牙签、纸巾当纪念品带走，引来本地报纸批评“资本家开洋铺子搞特殊”。霍英东愁得直挠头，宴请任仲夷求解。席上他低声道：“书记，这风口不好扛。”任仲夷笑答：“轻舟已过万重山。”短短十字题词替他挡下质疑。
检讨书最终收藏在中央办公厅档案里。此后二十多年，任仲夷多次托人寻找，却始终无缘再见。晚年回忆，他对随从说过一句：“这是我唯一一次向中央写检讨，想看看当年字迹还认不认得。”语气淡然，却透着未竟之愿。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病逝。广东省委凌晨召集会议起草生平材料，定稿里有这样一句评价——“敢为天下先，责任自担当”。这八个字，恰好是那年检讨书的另一种注解。
回头看，1982年的那封检讨在形式上是认错，但实质上是一份“坚持书”。它让中央明白广东愿意纠偏，更要继续闯关；也让广东干部心里有底：只要方向不变，暂时的风浪不足为惧。特区没有因此关门，反而在批评声中练强了筋骨。
如今珠三角灯火璀璨，早已不是当年渔港模样。把时间拨回到那张32开稿纸的夜晚，广州市区的霓虹刚刚亮起，人民南路依旧尘土飞扬。任仲夷握笔之际，可能并不知道三十多年后无人再质疑“私营经济”这四个字，但他肯定相信一句朴素道理——路，是走出来的，而不是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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