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北京的冬风还透着硝烟味，街头巷尾却已能听见孩子的读书声。和平的轮廓刚刚浮现，暗处的刀光却并未收敛。全国范围的收枪令推行数月，大多数民众把武器交了出来，可是，只要还有一支枪没被找到，首都安全就难言稳固。
首长们的外出安排成了警卫部门的头等大事。朱德行事一贯随和，不喜欢车队招摇，也不愿安排过多警力陪同。这份“接地气”的作风让他更接近群众，却也让警卫处长张明河夜夜难眠。收枪令实施后，北京城里仍偶有走私枪支的谣言传来，他不能让一点火星落到朱德身边。
东便门外那家修配厂原是从西柏坡迁来，机器轰鸣里夹着油渍味，工人们干劲十足。朱德曾夸这里“敢想敢干”，因此几乎每隔两三周就要去看看。警卫处在前一天便完成现场勘查，路线、盲区、暗哨全部重新标记。即便如此，张明河仍觉不放心，因为就在前晚，他接到了一条让人心头一沉的口信：有人悄悄把坏枪送进厂里修理。
修配厂能修枪，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民间枪支理论上已被全部封存。消息一出，张明河立即调阅厂区登记簿，同步盘查附近派出所记录，却找不到半点线索。更棘手的是，朱德行程已定，无法取消。眼看天亮，他只能把全套应急预案细化到秒——谁站哪扇门口，谁跟紧哪条走廊，全都像钟表齿轮般卡死。
上午九点半，吉普车停在厂房外坑洼不平的地面上。朱德跨下车，拍了拍朝天扬起的尘土，笑着招呼工人。张明河抬腕看表，留给排查的时间还不到十五分钟。就在此时，厂主任王林小声凑了过来，嗓音压得极低：“处长，那人刚露面，在仓库后侧。”张明河几乎没有犹豫，冷声交代一句：“人和枪，都扣住。”
两名便衣迅速绕到后院，抓住了青年男子和那支刚上过油的老式毛瑟。被拷住时，小伙子脸色发白，却一个劲喊冤：“首长，我真不知道要交枪啊！”短暂审讯展开，民警、厂保卫科和街道武委会三方交叉核对，背景逐渐清晰：此人名叫赵子立，河北滦县人，新年前回乡给老母送粮，收枪令张贴时他人不在。平日进山打猎，枪坏了，便托同乡引荐赶到修配厂。至于今天的巧合，只因听说朱老总常来，抱着“首长重视的地方手艺准好”的想法，没想到惹下大祸。
调查团队连夜验明身份，无任何特务记录。毛瑟枪当场没收，交由公安总队封存。事虽告一段落，张明河却越发心惊：一支猎枪就让防备系统高速运转，可想而知真正的国民党特工要是钻了空子，会制造多大破坏。与此同时，朱德得知情况后，只淡淡说了一句：“制度要细，群众要明，安全才有底。”
随后几周，市公安局依据这次插曲，更新了潜伏武器排查细则：一、修理行业必须专册登记；二、凡有枪支需求者，须持派出所核发的临时证；三、首长到访单位，一律提前三日完成人员清查。这套流程后来写进《首都要害目标安全守则》，成为此后十年防渗透工作的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案件虽无敌情，却让收枪工作出现的新盲点浮出水面——外地返京人员信息不对称。当局随即调整宣传方案，在主要车站增设流动布告栏，并在进城交通要道设置临时检查哨。不到两个月，未登记枪支全部清缴完毕，治安月报上“私藏枪械”栏降为零。
回看当天的惊险，朱德的随行笔记里只写了十二个字：“枪无分大小，松懈即危险。”很简短，却道出了建国初年至关重要的准则：前线硝烟刚熄，后方安全恰似薄冰，经不起半点侥幸心理。张明河的“抓起来”或显干脆，却恰恰体现了那个年代对安全工作的绝对零容忍。在敌暗我明的岁月里，唯有严防死守，才能保证重新起航的共和国不被暗浪所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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