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5日上午十点，西郊医院那边住进了廖汉生。”秘书刚把话说完，彭德怀抬头，眉峰顿时压了下来。屋里取暖炉噼啪作响，空气里混着煤味和纸张的油墨味，气氛却忽然紧绷。
彭德怀那段时间正抓朝鲜战场后勤补给，电报堆得像小山。听到这个名字，他先是愣了两秒，然后把笔往砚台上一摞：“他进京住院都不吱声，是不是翅膀硬了？”声音不大，但火药味一点没少。
秘书小心解释，说廖汉生是高原心脏病复发，进京没两天还躺在病床上吸氧，连行动都要人搀。彭德怀“哼”了一声，嘴角却明显挂着担忧。他翻开日程本，把原订的两场会批到下周：“下午给医院打电话，问清房号。”
就在秘书拨号时，彭德怀的记忆飘回十多年前。1936年，贺龙把一个二十出头的湖北青年介绍到三军团，说这小子脑子活、点子多；可上了战场他才发现，廖汉生不仅点子多，嘴还硬。榆林战役前夜，两人因为是否强攻县城吵得面红耳赤。彭德怀摔地图，廖汉生一抬手把门关上，反手“啪”地敬了个军礼：“首长，硬攻就是白搭，我不想让弟兄们死在城墙下！”一句话堵得彭德怀也沉默，一夜无眠后才决定改用迂回，结果打出漂亮的包围战。就是那次顶撞，让彭德怀记住了这位“炮筒子”政委，也埋下了日后互相信赖的伏笔。
回神时，电话那端传来护士的答复：病房在内科楼三层，病号床边挂着氧气袋。秘书刚要再细问，被彭德怀挥手打断：“行了，我自己去。”说罢抓起呢大衣和一条旧围巾，推门而出。院外冷风呛人，他脚步极快，卫士一路小跑才勉强跟上。
然而赶到医院却扑空——廖汉生上午做完检查，硬撑着坐吉普车先一步到了西四的军委招待所。他不让医院通知，说“首长事务多，别折腾”。得知彭德怀已在路上后，廖汉生只好勒紧风纪扣，拄着拐杖往军委大楼赶。两辆吉普在南长街交会，车门同时打开，病号服外罩军大衣的廖汉生站得笔挺：“首长，属下知错。”他话音发虚，却强压咳嗽。
彭德怀盯了他两秒，冷冷一句：“你真长能耐了。”随后伸手扶住廖汉生胳膊，力道不重，却带着不容拒绝的亲近。两人默默进大楼，上楼梯时彭德怀随口问：“医生怎么说？”廖汉生实话实说：心率过快，海拔反复拉扯，最好休养三个月。“三个月？”彭德怀皱眉，“这可耽误事。”话锋一转又丢下一句，“命要紧。”
夜里七点，值班灯昏黄。彭德怀让警卫端来热粥，命廖汉生坐沙发：“胃里先垫点，接下来有任命。”原来中央军委决定让廖汉生回西北，担任军区政治部主任，主管组织、宣教和干部整顿。廖汉生眼睛一下暗下去：“首长，我是军人，打仗行，政治口真不在行。”他话还没落，彭德怀把茶杯往桌上一搁：“你觉得不在行就不上？组织要的是担当，不是挑挑拣拣。”声音不高，却带雷霆。廖汉生沉了半分钟，起身敬礼：“服从命令。”
第二天，彭德怀批示西北军区腾出两间氧气房，把所有高原反应的康复资料影印寄过去。有人不理解：“首长对下属也太上心了吧。”彭德怀只笑：“别看他横，真横的人心里装的是兵。”
病养到元旦，廖汉生要求出院。医生摇头，他偏要签字，可护士递来电话：“彭老总说，先到八一场馆看看比赛再走。”那天军委举办运动大会，老兵们在操场上投手榴弹、翻障碍。彭德怀站看台，胳膊一抬：“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在这儿，谁敢偷懒！”众人哄笑，廖汉生也笑，脸色却白。彭德怀低声问：“顶得住吗？”廖汉生答：“边走边治，没问题。”这句重若千钧。
临别前，彭德怀把一只深绿色军用挎包塞给对方。里面除了最新的干部任免文件，还有几包稀罕的葡萄糖口服液。“路上喝着，别掉链子。”他故意不看廖汉生表情，转身指挥工作人员收器材。楼梯间，廖汉生握着门把手，背影有一点微微晃，却没有回头。
半年后，西北军区上报整编方案，三类部队政治骨干轮训完毕，一线师团士气稳定。评语最后一句：“政治部主任亲临高寒前沿，心脏复查两次，未请假。”批文送到北京，彭德怀看完只说一句：“这才是‘长能耐’。”说完，伏案继续批电报，桌角压着那只深绿色挎包，肩带磨得发亮。
故事到这儿并未结束。1958年“炮击金门”紧要关头，西南边陲又生变，中央临时决定抽调干部。名单刚列出，彭德怀眉头微蹙：“汉生行不行？”参谋拿着电报回话：“他早递请战书了，理由只有四个字——‘身体无恙’。”当年那场高原病仿佛从未存在。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像勋章，挂上胸就能看见；更多时候，它藏在一句“你真长能耐了”背后，藏在关节泵着疼也要上马的执拗里，更藏在被骂也要把话掰直说的倔强里。廖汉生如此，彭德怀亦然。两人一个刚，一个烈，却在战火与硝烟中锻出同一种底色——对党负责，对兵负责，对生死看得分明，所以谁也不怕谁。人们后来常议论他们的争吵与顶撞，其实懂行的人都清楚：那不过是刀锋对刀锋，磨出来的，是更锋利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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