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12日，北京西长安街的会议室里，有人低声提醒：‘冼政委，这次请您把材料带上，会上要说明兰州铁路局的情况。’冼恒汉抬起头，只答了两个字：‘明白。’”一句短促的应答，预示着一场漫长的波折。彼时他身兼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及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等数职，却在那次会议结束后被突然免去所有职务。理由只有一句话：对兰州铁路局派性问题处理失当。
会议结束，他被留在北京“等待安排”。等待本身并非惩罚，却足以让人心生焦灼。五年的空档期里，没有明确工作，也不允许外出参与地方事务。身边知情者回忆，冼恒汉常在宿舍小院来回踱步，“闲到发慌”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1978年、1979年，中央机构大范围调整，一批在“文革”中被错误处理的干部陆续复出，而他的卷宗却始终静默。
1982年春天，一纸电报把他召回兰州。内容很直白：配合调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冼恒汉心想，拖了五年，总算有了说法。调查组甫一碰面便列出三项指责：一是支左初期对杨嘉瑞的审查过严；二是在兰州铁路局“支持一派、压一派”；三是“文革”前期被贴上“贺龙分子”标签后反戈式的“表态”。调查中，他承认执行命令时确有简单化、急就章，但抗议“把运动时代的表态等同于个人政治立场”，更要求行使申辩权。
申辩并不顺利。9月的一次谈话中，他情绪激动，突发心肌梗塞，被紧急送往兰州军区总医院。医院档案载明：病因“情绪波动、精神刺激明显”。此后一年，他都在病房度过。1983年冬，组织下达结论：退出现役，按师级待遇安置。冼恒汉在病床上接到口头通知；书面材料直到第二年春天才递到手中，他翻了几页，苦笑一句：“终究还是落到这一步。”
1984年4月，总政治部再次来电，把待遇自师级改为正军职离休，同时给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理由依旧含糊，只说“另有查实问题”。同僚十分不解：待遇升了，处分却加了，究竟哪里合逻辑？冼恒汉立即要求“面对面讨论”，却被告知“电话即为通知”。这在他看来违背《党章》中“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说明”的条款。
弄不清缘由，他只能自撰材料。十多万字的手稿摆满桌，既是回忆，也是申诉。其中一句话频繁出现：“在那个环境，做也错，不做也错。”对杨嘉瑞，他在稿中郑重写道——“当年执行指示，对同志造成伤害，理当致歉”；对兰州铁路局，他又写——“身不由己，却要承担全部责任”。这两段字迹加粗，显见内心纠结。
时间走到1987年，司法、纪检系统陆续出台“纠错”细则，多名在运动中受牵连的干部重新划归“历史错误”。有人劝他再提申诉，他摆摆手：“打不赢的仗，先搁着。”虽如此，他仍保留所有原始文件，理由简单——“材料在，迟早有人会看。”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党纪程序的坚持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朋友回忆，有一次闲谈，他掏出折得整整齐齐的《党章》，指着条文说：“这里写得清清楚楚，处分要经集体讨论、本人到场。哪怕只是一位普通党员，程序也不能缺。”说罢把书合上，神情平静，却能感到隐约的倔强。
外界常以“草率”形容对他的处理。究其原因，一是“文革”烙印未褪，许多问题难以厘清；二是兰州铁路局事件复杂，各派久有积怨，一旦问责便难分轻重。冼恒汉本人在材料中也承认，“对派系问题采取支持一派压一派，非长久之计”。这种兼有反思和不甘的态度，让结论更显扑朔。
晚年，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整理个人档案。八十岁那年，终于决定公开部分内容。“留给后人评说”，成为他写作的唯一理由。知情者见到手稿，上面用红笔写着一句话：“公正不是口头承诺，它要经得起时间。”这一笔颇重，却并非激愤，更像是在提醒后来人：程序与事实同样重要。
冼恒汉的遭遇反映出“文革”收尾阶段干部处理的典型矛盾——既要摘帽子，又要讲程序；既要纠正错误，又不能否认当年决策环境。历史无法重演，但当年的档案、会议记录、电话通知、个人手稿仍在，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复杂的文本，要求研究者用冷静而精细的目光去拆解。
有人总结他的经历是“先降后升又留察”。这串颇为拗口的处置流程，看似反复，其实折射了彼时制度转型中的磨合。冼恒汉曾说：“干部处理，不在升降，而在公道。”这句话并未写进官方文件，却被不少老兵记在心里，因为它点出了一个极简却极难的目标——公道。
冼恒汉的档案如今封存于中央档案馆。是否有朝一日完整公开，尚难预判。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程序意识被反复提及，他的案例就不会沉寂。毕竟，他曾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处分为何而来，程序是否完备。这个问题，今天听来仍旧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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