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陶峙岳上将去拜访“鸡司令”：我今天来就是向你学习的|上将|团场|总司令|鸡司令

1960年1月下旬，天山北麓刚过大寒，气温掉到零下二十度，石河子一早却热闹得像节日。几辆解放牌卡车停在兵团礼堂外，车斗里横着一块醒目的牌子——“十二面红旗生产表彰大会”。人们嚷着、笑着，呼出的白气在灯光下翻腾。站在礼堂门口的陶峙岳上将，军大衣扣得严严实实，却边打量会场边说了句俏皮话：“先去看看那位管鸡的‘司令’，其他事往后排。”身旁参谋愣了愣，抓起皮手套跟了过去。

兵团里人人都知道，“鸡司令”是车排子苏兴滩农场的马新才，八旬老人，靠着三只土鸡起家，如今鸡场里“咯咯”声此起彼伏，三千多只。有人打趣：马老头开的是“会下金蛋的工厂”。也正因为这三千只鸡，车排子团场的副业收入连年攀高，职工逢年过节能分到鸡蛋票，附近老百姓也跟着沾光。

陶峙岳为何盯上这位老人？答案得从1949年的乌鲁木齐聊起。那年二月，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接受记者采访。对方提到“国军胜报”时，他寥寥数语：“谁得民心，谁就赢。”一句话轻飘，实则笃定。半年之后，他率部起义；再半年，新疆和平解放。中苏友好航空公司是否“盲肠”的话题，他同样一句顶了回去：“保国安边，必须和邻邦交好。”立场摆得明白，爱国二字落地有声。

解放后，陶峙岳任第22兵团司令，屯垦戍边成了主要任务。新疆地广人稀，单靠种地远远不够，各团场被要求“自力更生、丰衣足食”。陶峙岳在笔记里写过一段话：“兵团官兵不只是扛枪，也要会拿锄头，甚至拿铁锹、铁锤、柴刀。”未料到，车排子那位没上过一天学的老人，用三只鸡给兵团指了条副业捷径。

1950年春，部队从乌鲁木齐西行。路过奎屯老街，马新才用攒下的津贴，买下三只正值产蛋期的土鸡。有人说他“犯傻”，行军路上养鸡不折腾么？马新才笑得咧嘴：“鸡吃虫子，又不占口粮。”就这样，三只鸡跟着部队颠簸五百多公里，到达苏兴滩。扎营第一夜，鸡窝就搭在帐篷旁。天亮后，几颗热乎乎的鸡蛋送进伙房，连炊事班长都说“真解馋”。

时间拨到1955年，团场成立农工区，马新才的鸡已经翻到五百多只。缺饲料，他就把兵团发的豆饼掺碎草；缺暖棚，他收集废苇子、破棉被卷成厚垫。鸡是活物，越养越多；账本是真金白银，年结余第一次突破一千元。团里造屋、修井、买农业机械，全靠这笔钱填了缺口。于是，“鸡司令”的绰号传开，既是玩笑，也是敬意。

这一切，陶峙岳看在眼里。到1960年兵团要评“十二面红旗”，他第一时间提名马新才。可再多颂词，也不如走一趟鸡场来得实在。于是大会上午开，拂晓时分，他先带警卫员硬闯风雪，绕过胡杨林，直奔车排子。

鸡场的篱笆被白雪压得摇摇晃晃，马新才正拿扫把清理鸡舍门口的冰碴。听到脚步，他放下扫把，立正敬了个老掉牙的军礼。陶峙岳跨过门槛，握住那双裂着口子的手：“咱俩都是司令，一个管兵，一个管鸡。今天我是学生，你是先生。”一句玩笑，把屋里的人逗得直乐。

马新才憨厚地摆手：“可别这么说，将军，我就会喂鸡，下不得台面的。”陶峙岳摇头：“喂鸡？这是生产建设。新疆要发展，得靠你这样的路子。”说完，又问鸡雏育成率、饲料配比、疫病防治，每个问题都追得细。马新才被问急了，掏出一张油渍斑斑的手写表格：“今年死亡率百分之二点三。”陶峙岳接过纸，眼睛一亮：“这比内地不少专门养鸡场还低。”一句话胜过千言，马新才脸上的褶子都笑成一团。

短暂交谈，却足够兵团干部反复琢磨。“副业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填补缺口、活跃市场的重要支点。”陶峙岳后来在报告里写道，“用鸡蛋换机器，比靠拨款快多了。”这一观点被总后勤部采纳，随后下发《军垦副业经营意见》。乌拉泊搞蜂场，玛纳斯建牲畜冻肉厂，都是在这股风里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