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数以百计的将军级战犯中，被俘前表现最抢眼的，还真不是军衔最高的王陵基，也不是写了一大堆回忆录的原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沈醉要不是“文笔很好”，现在根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名气。
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能看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政委贺春年和王英光有这样一番对话。
贺春年问：“解放战争后期，公布了一个战犯名单，包括老蒋、何应钦、陈诚在内，总共四十三名。在功德林能上那个名单的，只有杜聿明一个人。你说这杜聿明和王耀武谁的官大？为什么王耀武没在那个名单上？他们俩谁的本事大？”
王英光答：“两个人职务差不多，王耀武是封疆大吏，影响主要是在华东华北，杜聿明是战区司令，影响在全国，所以这也是他榜上有名的原因之一。陈司令和粟司令说过，王耀武是蒋军里会打仗的几个人之一。”
能当上省主席，那就是“部级干部”，黄埔三期的王耀武在电视剧里有点老气横秋，事实上他当七十四军军长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岁。王耀武三十七岁当军长，四十二岁当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四十三岁当四方面军司令官，不但是正牌铨叙陆军中将，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当“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的时候，是四十四岁。
黄埔一期的杜聿明最高当过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在他手上断送掉的蒋军没有一百万也有数十万，但杜聿明却没有“从政”经历，家境似乎也不及王耀武。
王耀武和杜聿明都是中将，但比王耀武小两岁的杜聿明却曾经算得上王耀武的“长官”——王耀武在《济南战役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中回忆：“从1946年1月起，我就进驻济南，担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1946年11月，又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当时第二绥靖区仍归徐州‘剿总’指挥。（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王耀武回忆文章）”
王耀武守济南，手里的正规部队基本都被歼灭后重建的，除了吴化文的部队，连一个齐装满员的军级建制都没有，我们看看当年守军发番号就知道王耀武有多“困难”：整编七十三师十五旅和七十七旅、整编二师二一三旅、整编八十四师一五一旅、整编十九旅、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一二七团，加上散兵游勇才十一万人，其中能战斗的连一半都不到。
王耀武没有多少能战之兵，所以1947年8月杜聿明代表徐州“剿总”到济南“视察督战”的时候，王耀武请求被把整编七十四师或整编八十三师调回济南——王耀武要的整编七十四师就是原来的七十四军，是俞济时和王耀武接力打造的王牌部队，虽然在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歼灭一次，但仍有一些溃兵逃了出来，再加上在后方没有参战的伤病员，又重新组建了起来，虽然战斗力大不如前，但比起其他“没魂儿”的部队，还是要强上许多。
杜聿明飞到济南，善于周旋的王耀武高接远迎，亲自带着副司令官牟中珩、参谋长罗幸理、副参谋长干戟、第二处处长李昆治、第三处处长廖毅文、第四处处长张介人一同向杜聿明汇报，大家异口同声请求杜聿明向津南增兵，结果被杜聿明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只要加强工事，不增加兵力，济南也可以固守。如守不住，即使再增加部队，也守不住。因此，我不同意再增加部队。如若打起来，只要你们能守十五天，我指挥的部队一定可以到达济南，解你们的围。”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肯定会觉得杜聿明这番话颇有老蒋风范，总是高估自己并给属下画大饼，王耀武眼看两个师要不来，就退而求其次，要一个师也行：“增援部队必定会受到华东共军的截击，我看十五天绝对到不了济南。所以还必须增加防守部队。如再调一个师来，我们守二十天也无问题。否则济南守不住，到那时增援部队再多，也无济于事了。”
参谋长罗幸理也努力敲边鼓：“光靠工事而部队不坚强，是不行的。如不增加部队，济南只打三五天就完了。”
杜聿明死活不肯增兵济南，回到南京还告了王耀武一状——他表面上是告罗幸理，实际还是告王耀武：“杜对罗所说的话很不满意，他回到南京见蒋介石时曾向蒋报告，说罗幸理没有固守济南的决心，身为参谋长，不但不设法鼓励士气，反而尽说泄气的话，思想有问题。蒋也未作处理。”
据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在《口述自传》和《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中回忆，刘峙刚和杜聿明居然把丢失济南的黑锅全扣在了王耀武头上：“刘峙、杜聿明将济南之失，完全归咎于王耀武的吹大牛，防守无能，信任吴化文守飞机场，结果是倒戈相向。刘峙还大言不惭地放出‘收复济南’的空气，说：‘在王耀武手里丢掉了济南，不久一定要在刘峙手里收复。’”
当时华东野战军以十四万人攻城，十八万人打援，再加上吴化文率部两万余人起义，王耀武仅靠十一万杂兵根本就守不住济南，而杜聿明承诺的“援兵”，直到济南被攻克，也是连半个影子都不见。
王耀武有没有记恨杜聿明不好说，但文强等人被俘后，迎接他们的王耀武还是很热情的，文强回忆：“在山东潍坊，我们住在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王耀武对这里比较熟悉了，他说：‘分工合作吧，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自己报名。’”
杜聿明刚被俘的时候十分倔强，而王耀武则知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杜聿明带着什么进的功德林，不同史料记载不同，但他转变态度之后，依然归王耀武管，沈醉的回忆录描述得很有趣：“在管理所下面除了十多个学习小组和以后增设的劳动小组外，还有一个由战犯自己推选出来的主管学习生活等的委员会。主管学习的委员是王耀武，宋希濂是文娱委员，庞镜塘是负责生活方面的委员，曾扩情是负责清洁卫生的委员，有一天，这四位同学来缝纫组检查。他们看了一下便问我们对学习、生活、文娱、卫生等有什么意见。杜聿明照例回答：‘都很好，没意见。’”
当时的杜聿明已经当了缝纫小组组长，沈醉也当了副组长，但是在“四委员”面前，他们还是“下属”，尤其是王耀武的“职务”，更是“四委员”中最重要的：“每次学习完，各学习小组便向他汇报各组学习的情况，由他汇总向管理所汇报，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组去传达。大家对王也很信任，有什么思想问题不愿和小组长讲的，便和他去谈，这就比向管理人员去谈少了许多顾忌。”
战犯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改造，王耀武管学习并有专门的办公室，沈醉经常溜进去抽烟，仅从这一点来看，王耀武的“待遇”就比其他“同学（战犯在管理所互称）”高多了，当年是杜聿明到济南视察，进了功德林，是王耀武到缝纫组检查，这才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也该王耀武扬眉吐气一回了。
王耀武比较宽厚，并没有对杜聿明有任何报复，也没有把扬眉吐气写在脸上，但“四委员”到各组检查时的“排场”，以及杜聿明“照例回答”的规规矩矩，读者诸君还是能想象得到的，同时大家可能还忍不住要思考另外的问题：如果杜聿明按王耀武的要求，给济南增派几个整编师，或者承诺的援军兑现了，王耀武是不是能从济南逃掉？如果王耀武取代杜聿明去当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会比杜聿明败得更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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