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13日，沈阳军区一位普通军政委接到通知，中央让他14日必须到北京报到，他刚升少将不久，正军职，心里没底，没参与过核心决策，也没在高层会上露过面，这调令来得实在突然。

部队插手地方的事本来就不多见，郭玉峰从基层干到师级、军级，本该按部就班熬到退休，可一接到命令，连回家拿几件衣服的时间都给砍成二十四小时，临走前战友们摆了桌饭给他送行，他还在一遍遍给沈阳军区打电话问路线，饭没吃完，四川那边就催了四回，票根本抢不到，只能连夜往那儿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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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晓得，中央专案组看上他，是因为他三年前在本溪县蹲点时，跟农民一起吃糠咽菜，运动刚开始就被当成了接地气的典型报了上去，可真正让他被点名调进中组部的，可能是康生需要一个能听招呼的干活的人，那时候中组部五个副部长全给立案审查了，部门几乎停摆，清理干部的活儿只能交给他这个刚从部队来的外人。

郭玉峰到任后照着上面的指示，把全国干部都过了一遍，结果发现有一半的人有问题，这数字现在看很奇怪，可当时他只能这么干，从给部长们写检查材料，到整理被隔离审查干部的档案，十年里他天天忙个不停，直到那阵子过去，突然就被撤了职。

没人知道他在康生面前怎么应付，也没人问过他怎么看那些被整垮的同事，就像他接到调令那天，从沈阳到北京的绿皮火车上，窗外的地里庄稼一晃就过去了，他手里攥着那张纸，手一直在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