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的一个清晨，东风型专列缓缓驶入沈阳北站。车窗外残雪未融，零下十度的寒气钻缝而入，却挡不住站台上战士们的热情。此时的陈锡联六十七岁，披一件呢大衣，下车后先向列队官兵还了个军礼，再步履矫健地登上了吉普车。原本，他此行只是为沈阳军区冬训收尾把关，没想到一首新近创作的歌曲，悄悄改变了行程的重心。
吉普车拐进军区大院，随行参谋递上当天简报。陈锡联翻到最后一页，看到“前进歌舞团今晚八一剧场汇报演出”的字样，眉头轻挑：“董振厚是吧？听说他要唱边防题材的新歌，晚上去看看。”此话一出，干部们心照不宣地忙去联系座位。和许多老一辈指挥员相似，陈锡联对文艺武装士气的威力有着切身体会，抗战时的《游击队歌》、解放战争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曾在他麾下喊得山响。
夜幕降临，八一剧场的水汽混着暖气，玻璃窗上蒙着层雾。观众席里既有戴大檐帽的团职干部，也有围着灰色围巾的市民。灯光暗下，董振厚走到台口，一身墨绿色礼服，厚实的嗓音自然而然填满整个空间：“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仅一个拖腔，就让人仿佛穿越到万里边关。
台上辉映着柔和的蓝光，台下却陷入一种凝神的静。陈锡联挺直腰，一句不落地听着。当那句高亢的“的”字冲破天幕时，他指尖轻轻碰了碰扶手，像在数拍，又像在掂量歌曲的分量。终曲落定，掌声轰然。陈锡联率先站起，“好！”声音厚重，盖过了人群。
短暂谢幕后，他没有急着离场，而是请剧团负责人和董振厚在侧台小憩。简单寒暄后，陈锡联开门见山：“这首歌写得真挚，唱得也有豪情。边防战士听了，一定更有劲头。能不能让各部队都学？”董振厚尚未来得及开口，政工处长答得干脆：“请首长放心，咱们马上行动。”一句“马上”其实并不夸张，自朝鲜回国后，沈阳军区的政治工作素有速度。
很多人不知道，《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灵感其实源于1960年的那场边境慰问。那年冬天，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顶着零下四十度的寒潮，在黑河一线与边防连队同吃同住。邬大伟当时二十七岁，担任创作员。一天，他看见一群年轻战士把漫天雪花当成家乡桃花，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旋律。他跟他们唠起家常，有个贵州籍的小伙说：“雪落厚了，像咱村那片桃林，只是颜色变了。”这句话让邬大伟一怔，心里便悄悄埋下一粒种子。
可是种子发芽，竟用了整整二十年。其间邬大伟随部队南北转移，多次尝试动笔都不满意。直到1980年秋，他在长白山脚下度假疗养，被霜染通红的山枫触动，旋律与词句才水到渠成。“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写完当夜，他邮寄给老战友铁源。收到稿子后，铁源两天没睡踏实，掏出手风琴不断试和弦，终于抓到那段宽阔的降E大调。
曲子定稿后，只剩“谁唱”这一关。先后试了几名青年演员，不尽如人意。董振厚得知此事，跑去办公室，把钢琴盖子一掀，气息稳稳顶出高音，一句就征服了满屋子人。他曾接受过周恩来总理接见，也多次参加国庆联欢，舞台经验丰富，却依旧反复斟酌细节。例如那个高音“的”字，他连续试了七种唱法，才定下如今的响亮转换。有人劝他别太较真，他摆摆手：“唱兵心，不认真哪行。”
回到1981年，陈锡联的“全军推广”指示一出，真正考验的是军区文工骨干的执行力。一周后，歌谱、伴奏带和学习提纲被装进公文袋，通过军区无线电和铁路专线同时发往边防团部；半个月后，黑河、漠河、佳木斯等哨所的晚点名上，连队文书轮流领唱；一个月后，北京复兴路的总政歌舞团在内部汇演上加入此曲。就这样，这首不带任何政治口号、却字字句句写满家国情怀的歌曲，用极快速度走向全国。
当年年底，《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被列入总政推荐曲目，随军以上放映设备播放的新闻纪录片，也常把它用作旁白配乐。许多复员军人带着磁带回到地方，再经广播站、露天电影一播十、十播百，渐渐传遍大江南北。有人统计过，1982年春晚前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播榜首位就是这首歌。
值得一提的是，歌曲走红后，“桃花”二字还在一些地区引发了小小旅游热。湖北秭归、贵州石阡等老兵家乡的桃林被媒体报道，地方干部索性借机修路种树，让兵心化作民利，颇具意味。邬大伟事后笑称：“写歌时没想这么多，只想让兄弟们不觉得远。”质朴一句，映照出创作者与演唱者的初心。
多年过去，董振厚保留着当年那件演出礼服，纽扣摸得锃亮。有人问他，演唱会上最高兴的瞬间是哪一刻？他沉吟后说：“陈政委站起来鼓掌的那一刻，全场灯光直打在他身上，我心想，这歌算唱到位了。”话不多，却重若千钧。
历史不会喧哗，却总在细节里留痕。当春风再次吹开各地桃花，人们哼起熟悉的旋律，也许并不知道陈锡联当年的那句肯定，更不了解边防哨所雪夜中的那番对话。但正是这些看似偶然的节点与决策，让一首歌走下军营，走向千家万户，最终化为时代的共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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