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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手段再狠，终究敌不过信仰的坚定。
1949年秋天，厦门还在国民党的掌控之下，城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气息。
街头巷尾，特务像苍蝇一样四处乱窜，抓人、审讯、逼供，想在撤退前最后一搏，挖出潜伏的地下党。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人被捕了，她的名字叫刘惜芬。
审讯室里，她被绑在椅子上，脸上带着伤，嘴角渗着血，但眼神依旧坚定。
毛森站在她面前，嘴角挂着冷笑。
他慢悠悠地吐了口烟圈，说了一句话，让她瞬间明白，自己已经暴露了。
她是谁？她为什么坚持到最后一刻？她的死，换来了什么？
1949年，国共内战已经进入尾声，解放军势如破竹，厦门即将迎来决定性战役。
但国民党并不甘心失败，特务机关疯狂搜捕共产党人，试图在撤退前清理隐患。
那个年代，地下党人的身份就像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被发现就是死路一条。
可偏偏有人选择迎难而上，刘惜芬就是其中之一。
她原本是一名护士，年轻时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工作。
她见过病人因为没钱被赶出病房，也见过日本人享受着远超中国人的医疗待遇。
那时候她就想，为什么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人要受这样的屈辱？
日本人投降后，她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小诊所，继续给穷苦百姓看病。
可没多久，她接触到了地下党，开始偷偷为他们提供帮助。
她不是那种只会同情别人的人，她要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她最初只是个情报传递员，后来发现自己能接触到的东西太有限，便决定换个身份——舞女。
白天，她是救死扶伤的护士，晚上，她是灯红酒绿里的舞女。
她的美貌和气质让她很快在舞厅里站稳了脚跟，成为出入国民党高级军官社交圈的红人。
她不是在享受，而是在赌命，每一次接触，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她听着那些喝醉的军官吹嘘战况，悄悄记住他们提到的军事布防，转头就传递给组织。
她的情报，为解放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但这样的日子，终究是危险的。
1949年9月19日，叛徒出卖了她。
她被捕的时候，依旧穿着护士服，刚刚给病人处理完伤口。
特务们冲进来，把她按在地上，反绑双手，直接拖走。
审讯室里，她面对的是最狠毒的手段。
鞭打、烫刑、竹签钉进指甲缝里，每一样都是折磨。
可她始终没开口。
毛森来了，他不急，慢慢地绕着她转了一圈，笑着说：“刘小姐，舞会上的蒙面女郎，是不是你？”
就是这一句话，让她明白——她所有的伪装，所有的掩护，都已经被撕开。
她没有再争辩。
“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们？”她盯着毛森，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紧，“我们只是想要自由和公平，这有什么错？”
毛森笑了笑，拿起桌上的鞭子，甩了一下：“不想吃苦头，就老实交代。”
她闭上眼，等着疼痛袭来。
皮开肉绽，血流了一地。
她的身体在颤抖，可她的嘴依旧紧闭。
毛森不耐烦了，换了种方式，把燃着的烟头按在她的皮肤上。
刺鼻的焦糊味弥漫在空气中，可她连惨叫都没发出。
她只是死死地咬着嘴唇，直到血流了出来。
“敬酒不吃吃罚酒。”毛森冷哼一声，示意手下继续。
钢针一根根插进她的指尖，每一下都钻心刺骨。
可她依然没有妥协。
监狱外，炮火的声音越来越近。
她知道，解放军来了。
她等了这么久的胜利，终于快要到了。
但她也知道，自己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10月16日，她被拖出牢房，站在刑场上。
她已经遍体鳞伤，几乎站不稳，但她还是挺直了背。
她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枪声响起，她倒下了。
第二天，解放军攻入厦门，城门打开，人们涌上街头，迎接新生活。
可惜，她没有看到。
她的名字，没有被大书特书，但她的血，换来了这座城市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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