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礼部放榜前，京城传出一件怪事儿。
主考官在核阅试卷时突然皱起了眉头，连说三遍“奇也，奇也，奇也！”不是因为卷子写得不好，相反，是太好了。
前十名里头，有三位考生写得工整老练、立论精准，文章风格还出奇地相近。
查了籍贯，竟然全是福建的。
这在当时不算常见。
福建那地儿，说实话，偏得很，山多路远，朝廷也不怎么重视。
可这几年，福建人的名字却频频出现在金榜上——不仅是进士，连状元都连着出了好几个。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往前倒个一两百年，福建可不是这样。
那时候，这地方还被称作“化外之地”，汉朝时期中央政权对它的掌控不太牢，到了唐代才慢慢有点起色。
真正迎来变化，是从中原战乱开始的。
安史之乱之后，大批北方士族南迁，逃避战火，福建成了他们的不二之选。
山高林密，地势险要，靠海又偏远，兵马不愿进，朝廷也管不到。
可也正因为如此，日子安稳，适合扎根。
北方那些带着家学渊源逃来的士族，把祖上的诗书礼仪一并带了过来。
书院、私塾、祠堂，一座接一座地建。
一个叫林藻的人，在《泉州志》里写过一句话：“避地入闽者，皆以文教为先。”就这么一代代传下来，福建的读书风气，悄悄地变了样。
到了宋代，局势又有了新动静。
福建的泉州，忽然热闹起来。
外头的番船一艘接一艘地靠港，胡人商队穿着奇装异服在街头讨价还价。
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了香料、瓷器、茶叶，也带来了银子。
泉州的富户，原先做的是生意，后来转向了别的——送孩子去读书。
那会儿商人地位低，哪怕富甲一方也进不了仕途。
唯一能翻身的路，就是科举。
于是，家家户户开始请先生、买书、修祠堂建学堂。
甚至有的村庄，会集资请一个名师，轮流教几个家族的孩子。
说起来，这事儿最早能追溯到北宋元丰年间。
莆田有个叫陈俊卿的少年，家里开茶庄的。
他娘亲常说：“咱陈家白手起家，不能一辈子都靠买卖。”于是他从小就被送进书塾，后来考中进士，当了宰相。
他回乡那年，骑着高头大马，穿着朝服，街边百姓都争着看。
陈家从此不再是茶商，而是“书香门第”。
这之后，福建的商户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做生意能赚钱，读书才能光宗耀祖。
可光靠钱还不行，还得有资源。
福建的另一个优势就在这儿——印书方便。
麻沙镇，一个偏僻的小地方，却因为雕版印刷工艺娴熟，成了全中国书籍最大的集散地之一。
宋代时，福建的考生能读到的书，比北方考生多得多，价格还便宜。
甚至有地方传说，考前几个月，麻沙的书商会专门印“模拟试卷”，考生们争相抢购。
这些细节，说明一个事儿——福建考生准备得更充分。
再说宗族。
福建人讲宗族，讲得近乎苛刻。
一个村里出了进士，全村人都以此为荣。
族谱里会特别记上一笔：“本族第几代，某人，中进士。”每年清明祭祖时，还会专门念到这一句。
孩子从小就听这些故事长大，谁不想在族谱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有一回，明代的进士黄仲昭回乡，族人特地在祖祠门口挂上红灯笼，写着“光耀门楣”。
他对门前的学生说：“你们若能中举，来年我亲自迎你回乡。”这话不夸张，在福建，常常当真。
到了明代，全国进士家族将近两千个，福建一个省就占了十分之一。
这个比例，放到今天都挺吓人。
可福建人也不是一开始就顺风顺水。
在唐代之前，这地方交通极差，山路崎岖，经常“走三天不见人”。
外地官员被贬来福建，多半觉得是惩罚。
可也正因为偏僻，福建反倒成了文化的避风港。
战争打不到，士人躲得进来，时间一长，这里就变成了书香积淀的沃土。
最典型的例子，是宋代状元蔡襄。
他出身泉州，家境清贫，却有个舅舅是读书人。
舅舅每晚教他认字、背书，点着油灯，一教就是三年。
后来蔡襄高中状元，他写信回家说：“吾之成功，实赖舅氏之教。”
这封信，后来被抄录到《福建通志》里，成为不少书院的教材。
再往后，福建的状元越来越多。
到了清代，甚至有人调侃：“京报若不见闽人，便觉榜眼失色。”
可那阵儿的福建人并不觉得光荣，而是觉得“还不够”。
他们想要的不只是中举，而是让自己的子弟能在朝中执政、办学、立言。
于是，更多的书院建了起来，更多的私塾开了门。
一个不起眼的山村，只要有人考上秀才，立刻就会修一座“文昌阁”，摆上牌匾，写着：“文运昌盛”。
这股子劲头，延续了几百年。
一直到清末，科举被废，福建的书香气才慢慢散掉。
可哪怕到了民国年间，福建学生的升学率仍然在全国排前列。
有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状元桥”“进士坊”这样的地名。
参考资料：
陈支平，《福建文化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郭廷以，《明清进士登科录汇编》，中华书局，1995年
李之藻，《泉州志》，明万历本
曾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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