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的一天早晨——团政委，您行李就一件背包？”驾驶兵瞄了眼那只洗得发白的黄帆布包，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敢置信。
对方只是笑笑，把包放上车斗。迎接他的不是越野吉普，而是一辆满是尘土的解放牌大卡车，噪声震耳，离合器咯吱作响。一路向北，卡车在崎岖公路上颠簸，一起摇晃的还有刘永治的仕途。
两周前，军政治部突然宣布：某师炮兵团政委岗位出现空缺，刘永治跨师接任。这个决定让不少人皱眉——该师自己就有十几名副团级政工干部排队等晋升，谁都觉得轮得到自己。突然空降一名外人，等于把原本就紧张的晋升通道再压缩一截。
那几年，部队正在推进干部年轻化，空降并非罕见，可论资排辈的惯性仍顽强存在。副职们私下议论：“咱们团缺的是经验，不是外援。”师领导也为难：把外师干部硬塞进来，免不了给本师副团造成心理落差。命令却毫无讨论余地，只能照办。然而“照办”可以有不同的姿态——派大卡车去接，就是一种含蓄的抵触。
刘永治心里门儿清，车轮还没出军部院门，他就对干部股股长打听：“团里最大的问题是哪一块？”股长沉默片刻，小声告诉他：五连。去年班长走私拆卸枪机件被查，连里士气一落千丈；前阵子又有人因未批假擅离职守，闹得营区鸡犬不宁。
七小时后，卡车驶进炮兵团营门。团长已经等候多时，神情略显拘谨。简单寒暄后，刘永治没去宿舍，而是指着五连连部：“把我的铺盖搬那儿。”团长一愣，随即点头。对他来说，这位新政委的第一句话，比任何任职讲话都更有分量。
五连的状况，比想象还乱。防火哨站岗看《青年知识》，见到团首长也懒得敬礼；部分骨干对“换政委”冷眼旁观；一名战士因入党申请被压，偷拿步枪和三十五发子弹冲向禁闭室，声称要给自己讨公道。武器安全亮起了红灯，全团训练也被连带拖垮。师里两次通报批评，团部压力铺天盖地。
刘永治到位后的第一件事，是理顺连、排、班三级骨干责任。从早点名到熄灯号，他跟班蹲点，不打官腔。夜里熄灯，他蹲在床头与问题战士一对一谈心，听对方把积攒的怨气全倒出来。谈到凌晨，他只留下一句：“子弹对准敌人，意见对准我，有话直说。”一句话拆掉了隔膜。不得不说，在那个枪响的年代，这招管用。
第二周，他拉五连作样板，开展小群体竞赛体系：枪炮专业训练积分，体能晋级设置红黄警戒线，连长、指导员排名周周公布。成绩与休假、评功直接挂钩。制度一旦明确，再加上政工主官亲自压阵，散漫气很快收敛。往后两个月，五连火炮分解结合考核全团第一，弹药事故为零。
有意思的是，五连好转后，其余连队反倒坐不住了。三营七连主动申请与五连对抗检验；一营炮阵地连夜加班钻研新射击指令。团里氛围变得紧张但不再浮躁。年底军区组织实弹比武，炮兵团成绩从倒数第三跳到全师第一，师首长在总结会上难掩惊讶，主动站起来与刘永治握手。
风向就此改变。1981年春，他被调往同师主力步兵团任政委。按不少人之前的设想，外师干部多半“打游击”，短期完成整顿就走人；可这一次他留在师里，说明师领导的态度彻底转圜。步兵团任务重、曝光高，更是师政治工作的风向标。
半年后中越边境情况再度紧张，步兵团被列入预备队。刘永治抓战备、抓党支部升级，一手硬要求一手软引导。训练空隙，他给战士讲1979年对越反击战中火箭炮“零距离开花”的故事，强调“落点误差就是生死距离”。这种既贴近战场又掏心窝的政工方法，让基层官兵直言“听得进，记得住”。
1982年8月，军区抽调十名团政委赴解放军政治学院深造，刘永治在名单里。临行前，他和师政委吃了一顿简单的鸡蛋面——没有送别酒，只有一句谈心：“优秀干部不在于走了还是留，关键是到哪儿都能顶得上。”这话后来被政工部门当作教育口号，贴在师机关走廊。
两年脱产学习，他系统掌握了战略学、心理学和法学知识。回师报到当天，他直接被任命为副师政委。此时，全军正在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化建设，一批老首长主动让贤，师机关出现年轻面孔，部队作风渐趋务实。刘永治的课程笔记被编成《基层思想工作案例选》，在军区内部交流。
1986年，他升任师政委；1990年代出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再到某大军区正职。一路走来，他始终没忘那趟颠簸的大卡车——既是冷遇，也是磨刀石。后来有人请他作报告，他只挑一句：“干部去向，不是看车，而是看肩头能扛多大担子。”
时间过去四十余年，跨师调动早已成为常态，运输车也从解放牌换成了东风猛士。变化的是外在条件，不变的是军令如山、服从为先，以及在各种利益碰撞中保持清醒的职业操守。刘永治早年那句“没关系”，并非客套，而是对职责的笃定。
历史从不青睐抱怨者。能被大卡车“接走”而不动摇，关键在于迈下车门的下一刻，是否能让质疑者闭嘴，让集体受益。这才是空降干部最硬的通行证，也是后来人仍需仔细端详的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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