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副主席，对越反击战时，儿子被调走当参谋，他坚决不同意|参谋|排长|政协

“1979年2月12日，老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和平先撤到师作战室吧。”作话的，是总参一位分管作战的领导。电话那头，李德生声音低沉却坚定：“不行！命令怎么下由你们，但谁都别给我搞特殊化。”短短一句话，结束通话。此时距中越边境炮火开启，只剩两周。

那一年，李德生六十三岁。职位已是中央军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他，按理早该远离硝烟，可对越自卫反击战牵动着他的全部神经。原因很简单——前线部队里有一个步兵排长，名字叫李和平，正是他的独子。

部队原本准备把李和平调到师机关当参谋，既能“内线”出力，又能避开最密集的火舌。消息送到北京，父亲刚听完就拍了桌子。他给出的理由很生硬：“打仗就要上火线，当参谋不等于不要命？耽误锻炼。”在场的人知道，李德生不是在作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是从“通信小号兵”一路杀出来的，深信“刀尖上长才干”这条铁律。

时间拨回六十年前。1916年冬天，河南新县山沟里第一场雪刚落，小李片着破棉衣，跟着母亲拾柴。两年后，鄂豫皖苏区红旗飘起，这个穷孩子第一次见到穿灰军装的红军。12岁，他成了童子团团长；14岁悄悄在自制的木牌上刻下三个字——“红军娃”，扛着米袋子给部队做向导。那年春天，红四方面军招兵，他戳着脚尖在人群里跳：“我也要去！”

老兵后来回忆，这孩子没读过书，却懂得兵要听号音、弹药要分堆，一副天生的“兵肚子”。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火线上入党，19岁已是团交通队班长。那是最熬人的年月，部队撤到大别山，饥饿、封锁、腊月寒夜轮番上门。李德生却咬着牙说：“打仗先打自己那口懒骨头。”大小战斗里，谁要是掉了弹药，他第一个俯身去捡；谁腿上中了弹，他抓着衣襟拖回来再冲。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德生调到冀中，起步排长，后来连、营、团一路升。冀中平原敌伪据点密布，他摸索出“夜袭、断线、奇兵”三板斧。百团大战期间，他领一个加强营炸掉五座桥、撂倒四个炮楼，跋涉百余里安全撤出。有人问“凭啥敢？”他答：“敌人巡逻表跟鸡叫一样准，多看几天就知道缺口。”

解放战争打到淮海，他已是纵队副参谋长。黄维兵团围困碾庄，他提出“钳形穿插”，带一个旅夜渡陡河，切开公路，把敌人的后勤车队烧成火龙。方案先被质疑“太冒险”，结果48小时后大功告成。陈毅半开玩笑：“这个李交通（老首长仍爱用他红军时的外号）又闹了个险棋。”

朝鲜战场是李德生军旅生涯的第二个高峰。第五次战役，他指挥一个师在铁原迂回，堵住美军第7师突围口。战后，他总结“快速集结、近迫开火”一套打法，成为志愿军教材。凯旋归国，出任12军军长，把“练兵练到汗水比血多”的口号贴上营房门楣。

1969年，中央决定让他“南下”支援安徽。那是很多干部头疼的摊子：洪涝、饥荒、派性矛盾叠加。他硬是拎着铺盖到各地工厂吃住半年，主抓“粮、棉、煤”三件事，下一年安徽户均口粮提高一成，合肥钢锭产量反超计划百分之二十。毛泽东看完简报批注两个字：“硬将。”

1973年八月，中共十大后第一届一中全会，他跻身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副主席。高位之上，他仍保持军装口袋只塞圆珠笔、不塞香烟的习惯。有意思的是，他对家人却近乎“苛刻”。李和平参军时，同期学员递交军校志愿，他照规矩签字，却在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名单里把儿子的名字划掉。原因写得不留情面：“基层历练不足。”

1978年底，中越边境摩擦升级。12军番号虽不在出征序列，但当年的12军中骨干分出去组建了多个高原部队，李和平就在其中。调他去当参谋，起初是连长们的主意——“李副主席的儿子，真要出了事，谁担得起？”电话沟通到北京，刚说明缘由，李德生冷下脸：“照战前编制行事，别给我开后门。”

对越战役打响后，李和平所在连拔点、堵机枪、拦截增援，六天五夜仅休息十小时。战争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高平某高地。敌人一个加强连扑上来，水泥暗堡掐住我方退路。炮兵临时坐标偏差，李和平狂吼：“再偏两百，向我靠！”无线电那头迟疑，他咬牙重复：“向我开炮！”随即一阵震天动地的爆炸，暗堡口被炸瘪，他和十几名战友滚进硝烟，靠手榴弹与冲锋枪完成清场。战后统计，整连减员过半，阵地却纹丝不动。

战报送到北京，李德生只说一句：“他只是干了一个兵该干的。”话虽平淡，熟悉他的人却知道，这个老兵在办公室静坐了足足十分钟，茶水没动一下。

对越作战结束，李和平荣立一等功，但补记功章时，父亲一句祝贺都没说，只问：“脚底茧子还在不在？”李和平愣了：“在。”李德生点点头：“那就好，别让官服遮住了热血。”

1980年，中央对特殊时期干部问题进行纠正，李德生的名誉全部恢复。组织要给他恢复职务，他只接受政协副主席并兼国防大学顾问，理由是“新阶段该轮到年轻人挑大梁”。那之后十余年，他主要精力放在军队院校建设，亲自主持编写《集团军合成训练纲要》，强调“陆空火一体”，后来被称为现代化初步摸索的先声。